2014年6月12日星期四

印第安人的文化是怎么丢掉的?(文摘)

2013-4-22
西北印第安人与外界的交往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也最终导致了自身文化的毁灭。
(一)、 廉价的“进步”
商品流通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传统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既然为欧洲商人收集毛皮更加有利可图,谁还愿意花上半年的时间去雕刻一只仪式用的独木舟呢?原先的权威,勇武的猎手在部落里也不像以前那样受人尊重了。尤其当白人的永久性商站建立以后,很多印第安人看到了一条谋生的捷径,纷纷迁居过去,依赖白人商业贸易为生。他们很快聚集了财富,形成社会中新的等级。但他们并不能马上进入白人的主流社会,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漂浮。
(二)、性乱、酒精和病毒
西北印第安人居住地空气清新、水土纯净,大海和森林像巨大的天然过滤器。印第安人的体内,自然也不存在对西方工业城市病毒的先天免疫能力。
按照印第安人的道德观念,人们一般不把女子婚前或婚外的性行为当做不光彩的事情。商业活动开始以后,不少氏族里的男性家长,曾整船整船地将自己的女人和部落里其他的女性送往商埠和欧洲人集中的伐木场,通过对白人的卖淫获得巨利。由于她们经常是母女两代同时参与这类活动,一家人往往全部受到疾病的感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印第安妇女的怀孕能力大受影响,人口减少。
这里的印第安人自古以来就没有饮用酒精的习惯,他们体内不具备分解酒精的能力。很多人只要喝上一口,便一两个星期人事不省。欧洲商人发现了酒精在商业活动中的妙用——将对方灌醉后频频大占便宜。酒精就像毒品,给印第安几代人以持续的打击。
1862年5月,一艘商船在维多利亚港靠岸,天花立刻在岸上印第安人的夏季渔猎区里传染得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惊慌失措,纷纷跳上独木舟,向北部自己传统的村落转移,这使疾病向北部更迅速地大规模传播。随后,这一带陆续又出现了几次大的病疫暴发,使印第安人人口剧减,村庄荒芜。
(三)、 “文化革命”的代价
1867年,美国政府以70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紧随欧美商人,基督教的传教士和西方的政治体制也陆续联手上岸。他们利用人们劫后余生的心理和接种疫苗所显示出来的奇异功能,宣传上帝对异教的惩罚。不少地方行政长官和传教士将本地的图腾文化视为和基督教神学相对立的异端,而有计划地加以摧毁。西北印第安人的重要政治和社会活动——著名的“帕特拉支”曾被加拿大政府下令封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儿童在学校讲英语,长大后在白人经营的政府和私人企业中做事。当年的部落领袖和著名武士的后代,不用说没听过自己家族显赫的历史,甚至常常连一句自己的母语也说不出。所谓印第安人中的“美国化”或“麦当劳化”的新一代,就是这样产生的。
应该说,西北印第安人的物质生活,在很多方面比过去有了本质性的改善,然而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对自己文化传统和民族的背离。
如今,西北印第安人的艺术在美国倒是十分走红。博物馆轮流展出印第安人的文物;印第安艺术家承接政府和大公司的项目进而成为巨富;每一处新的印第安遗址的发现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电视台不时播放以印第安生活为内容的电视剧。但是,这种“印第安热”现象并非吉兆——活着的生命无需装饰,一旦走进博物馆,就意味着它在生活中已走向死亡。
(文字来源:『 以史为鉴 』世界文明

本人摘自《民间藏事》网站

2014年6月7日星期六

王力雄《转世》连载17:一个村庄的政治实验

欧阳中华赶最早班的飞机从北京到西安。西安的一个志愿者到机场接他,直接开车赶往周至县滩歌村。高速路上车辆稀少。在没有摄像头的路段,志愿者把他的奥迪车开到一百五十公里。中国很多偏僻地方也通高速路,不是因为有需要,是因为官员可以从修路中捞钱。仅看那些高速公路,跟发达国家差不多,甚至因为路修得晚显得更规整,但是一从高速路上下来,就进入另一个世界。一条肮脏大道从镇中央穿过,两边是样子差不多的房子,几乎都是后来盖的,蒙满灰尘,显出同样的灰头土脸。毫无特色的建筑,区别只是大小不同。被街边建筑挡住的背后小巷,则遍布垃圾粪便和自得其乐的野狗野猫。
欧阳先去了镇上公安派出所。接待的警察只说当事人已经报案,其他概不回应。这状况早可预料,欧阳没多废话,从进去到出来不超过五分钟,只是做个姿态。
刚驶出镇子主街,去滩歌村方向的路口,一个身穿迷彩服戴红袖箍的年轻人学交警模样站在路当中伸手挡车。一根碗口粗的树干横放路面。两边都有车被拦下,数个迷彩服挨车查问。他们有的帽檐反戴,有的叼着烟卷,一看就是地方上的二流子。
对红袖箍不着调的盘问,西安志愿者反问他是干什么的。“抓逃犯!”红袖箍指路边牌子,上有一份警方通缉令,看去贴了不短时间,已相当残破,不知是一直贴在这,还是被临时揭来当幌子的。通缉令上的照片引得欧阳多看了几眼。一个叫武拉的年轻女子被指黑社会头目,聚众闹事,持刀杀死武警军官,又纵使恶犬咬伤特警。只是那照片透出的秀丽纯洁全然无法和黑社会联系在一起。通缉令悬赏二十万元奖金,是特大案才有的重赏。
红袖箍要求打开汽车后备箱,志愿者却要先看有检查权力的证件。红袖箍回答人人有权协助政府查逃犯,然后像给人情似地指点——不想被查交五十块钱就算了。欧阳看到另一个迷彩服正从前面的农用车拎下一袋菜,就不再要求把菜都卸下检查里面是否藏人。路边堆了一堆这样勒索的财物。照理说五十块钱比那袋菜都便宜,但志愿者只是 “呸”了一声。
红袖箍扭头向路边饭馆的窗子里喊:“大牛哥,这车不让查!”
饭馆里走出一个身高近两米的大汉。虽然已不是最冷时分,多数人还是一身冬衣,大汉却只穿一件贴身背心。一身黑黢黢横肉,胳膊跟人腿差不多粗,配着喝啤酒鼓起的肚子,按俗话形容就如一个黑铁塔。身后还跟着两个迷彩服,每人手里晃着一根尖头短铁棍。
大牛看了看车牌。“西安的车就牛逼吗?这儿他妈的可不是西安地面,是老子说了算。不交钱就别过,滚回你们西安去!”大牛干脆不用查逃犯做幌子了。
志愿者低声问欧阳是否报警,声音有点颤。欧阳摆摆手指。这种地方别指望警察。镇派出所离得那么近,不会不知道有人在路上设卡。且不说他们是否串通,即使警察来了让车过去,大牛说的没错,这是他们的地面,他们可以使各种坏招,带来的麻烦就不是一点钱的事了。欧阳拿出五十元钞票。
大牛瞪起鼓眼。“打发要饭的呢?你以为老子停下喝酒,从座上起来走到这儿,还带着俩弟兄,就他妈值五十?——五百!”
欧阳的神态不变,似乎五十元和五百元没有区别,拿出的五十元顺手放回钱包,数出五张一百元钞票,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递到车窗外。红袖箍一把拽走钱,隔着挡风玻璃向志愿者呸一口痰,双手把钱交给大牛。
在大牛的嘲笑和辱骂中,横在路面的树干被挪开了一辆车的空当。车起步时,站在大牛身边的迷彩服伸出铁棍的尖头顶在车上。车里能清晰地听到划道的声音。志愿者脸上一阵痉挛。这辆奥迪车刚买不久,他一有空就会擦洗。但是他没停车,只是开动了喷水和雨刷洗掉被吐在玻璃上的粘痰。
大牛在《黄祸》中先被师傅派给欧阳中华做保镖,后来当了欧阳组建的“绿卫队”队长,在不断使用暴力的过程中最终变成欧阳无法控制的魔鬼,用极血腥的方式才将其除掉。在本书中,两人关系不像《黄祸》那么纠结,欧阳搞滩歌村的实验已经一年多,原本只是听说滩歌村支部书记老张有这么个儿子,二十好几不务正业,仗着身高力大,聚集一群不良青年,专做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的勾当。因为大牛平时很少回村,欧阳也不是总过来,他们这是第一次相遇。值得庆幸的是大牛并没想到他面对的是欧阳,否则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让他过去。
一向待在县城的大牛这回把手下都带到镇上,而且在这开始搞他们的营生,应该不是临时回来一下,而是村里人说的那样,是被他爹调来当还乡团的。欧阳从昨天接到电话,听到大牛带人打散了正在开会的村委会,满街追着委员打,还砸了村主任老李的家,立刻意识到非同小可。看似普通的治安事件,既没出人命,也没有重伤,这种事每天到处都有,但是对于欧阳却显示出一种根本性威胁。一伙乡村流氓的出现,甚至可能使他精心策划和数年实施的大格局为之夭折。他之所以在第一时间紧急赶来,就是担心若不及时处置,说不定就此崩溃。
欧阳心情沉重,他的格局难道如此脆弱吗?

旁白(欧阳中华的格局)

《黄祸》中的欧阳中华写过一本讨论人类未来的书——《精神人》,提出以精神审美取代物质消费,把人类永不满足的欲望从物质世界转投于精神世界。他认为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的标志就是从物质人完成向精神人的转变。与今天的经济社会不同,精神人社会以文化为核心,充分满足人的生理所需。而生理需求是常数,不需要经济无限发展,物质生活保持在与生态、资源相符的适度水平就足矣。社会发展将转到不受资源限制的精神领域,追求无止境进步的人性将从不断提高的审美获得满足,既能让人得到比物质消费更大的满足,又不会威胁生态环境,是唯一可让人类兼得的未来出路。
实现这种转型靠所谓的“环保”是不行的。环保人士忙碌的垃圾分类,保护动物,反对核电等活动,只是对外表演和另一类职业饭碗,周而复始,从起点回起点,作用变成给消费社会补台,反而其苟延残喘的时间更长。作为中国民间环保界的头牌领袖,欧阳中华却对环保日益生厌,日益转向更多地思考政治,乃至彻底的社会革命。
欧阳后来写的书——《什么民主救世界》,与无条件赞美民主的主流不一样,他从人类和生态关系的角度,论证通行的代议民主不能改变人类在有限资源中追求无限满足的悖论,反而是一种纵容贪婪的制度,让手握普选权的民众驱使当选上台的执政者不断推动物质主义。他表示人类必须要民主,但需要的是一种能够节制物质主义的民主。找到这种民主方式对人类的前途生死攸关。他因此提出了另一种民主模式——“递进民主”。
书没有获得成功,倒不是遭受批评,他不怕批评,而是得不到多少反应。他把电子版放到网上供免费下载,自费印刷五千册书全部送人,最终却发现很少有人读完。他组织了几次学界研讨,虽然他人脉广泛,请来不少人,但是到场的学者们对他的理论却不具体谈,只是笼统地表示代议民主已经运转了二百多年、被无数大师思考和论证,另起炉灶搞一套既无根基,也不可能更高明。这种话在欧阳听来等于没说。他需要的是针对具体内容的具体批评。而“递进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学者们并不想仔细了解,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只是想当然。欧阳最后忍不住说:“既然你们不认为我在其他方面是个笨蛋,怎么就认定我会笨到一定要到你们面前当民主方面的笨蛋呢?”
欧阳放弃了通过理论让人接受的想法。理论的作用只是让他自己想明白问题,却不能指望别人跟他一样思考。理论再完善,在人眼中也只是千万种说法中的一种,只是论述和角度不同而已。这年代人人通过网络讲自己的道理,基本不会去听别人的道理。单纯描述病症还可能得到共鸣,因为人们有对病症的共同感受。开药方却完全不同,那需要认真思考才能把每一环搞懂,一环扣一环地连接成逻辑,而在碎片化和轻薄化的网络时代,谁下那种功夫呢?
他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未来方向,但是方向需要运动才能达到。他可以不在乎外界怎么看,形成运动却必须让人们接受。打破困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验,在现实中做出一个验证样板。事实胜于雄辩是陈词滥调,但的确是真理。只要有了一个看得见的榜样,就不需要人们通过思考去理解,而是一目了然;也就无法随意质疑、张口乱批,而是成者为王,自然被人们认可。
欧阳放弃绿色拯救协会,转搞村庄治理促进会,就是为了进行实验。选择村庄做实验点,一是因为中国有村民自治法律,可以提供相应的空间和保护;二是村庄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如果一个村能做成,其他村就能如法复制。而村庄自治和地方自治只是规模不同,只要村庄相互按照递进民主的机制继续组合,只是增加层次的复制,规模就可以不断扩大,直到包容整个社会。因此一个村的实验就可以检验递进民主,回答所有质疑,用事实说服人们。让整个社会发生转变取决于第一颗种子。外人看,欧阳原来的“绿色拯救协会”是大主题并且与国际接轨,“村治会”相比却如同下乡工作队,档次大大降低。但是欧阳心里清楚,原来做的不管看上去多光鲜,也不过是一个绚丽花哨的幻影,而小小滩歌村却是通向伟大未来的针孔,一旦穿越,就会进入人类历史的新天地。

车开进滩歌村,干净的街道跟多数村庄的肮脏比,让人眼前一亮。这就是成果啊!欧阳刚来这个村时,最深印象就是满街装在各色塑料袋里的垃圾,散发恶臭,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垃圾是村庄状态的标志。当家家把街道当成垃圾场时,人们不是不知道乱扔垃圾对谁都有害,正是因为有人往街上扔垃圾又没法管,往街上扔垃圾就成了一种愤怒和无奈的表达,说明的是社区死亡。乡村本来最需要社区,历史上也一直靠的是社区。当专制摧毁了社区,回过头来再想以代议民主的方式搞自治,结果仍然会回到专制——中国村民自治失败的原因就在这。
滩歌村街道的变化看似小事,却从本质上显示出递进民主的效力。在一起生活的人必定有对社区的需求,关键是要有合适机制替补已被专制摧毁了的传统载体,社区自然就会起死回生。不过滩歌村的社区目前还经不起冲击,看似是独立运行,其实一直还是在村治会卵翼下,没遇到风浪。现在随着村治会遇到的挫折,浪头就打到村里。欧阳看到他曾住过的那家房东,平时远远就会打招呼,这回却提前拐进了另一条巷子。平时在家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也没出屋。只有无忧的儿童照常在街上喊叫奔跑。
村治会在村里租了个农家院儿,供驻村工作人员生活。自打递进民主进入常态运转,村治会就有意退出,目前只留一个驻村者做观察和记录,一般不参与村庄事务。驻村者没有亲眼看到大牛打人现场,事后了解的情况,大牛带了二十多人进村,村委会委员全都挨打,主任老李被打得最重。一般的闹事总会找个理由,大牛一伙却只说 “老子打你怎么着?”“老子就是要打你!”欧阳没有细看驻村者写出的报告,事情很清楚,全村人都明白大牛不过是他爹的枪。
老张当了二十年村书记,一直是滩歌村的土皇帝,在村东头跺脚村西头都会晃。以往的村民选举村委会都是按照他的意图,选出的村委会也是他的傀儡。但是自从搞了递进民主,他的权力就如蒸发般消失,虽然仍是党支部书记,表面上什么都没变,递进民主产生的村委会却不再被他操弄,村民也不再围着他听令。他成了一个闲人。
前面老张没敢怎么着。欧阳到这搞实验是县委书记亲自交代的。北京来挂职的副县长还专门到村里做了安排。欧阳中华背后的线头在北京,老张根本够不着,只能忍气吞声,也约束着大牛不许到村里惹事。大牛人虽混,对他爹却是言听计从。这使欧阳的实验搞了一年多,一直相安无事。
老张住在村里,对官场的风吹草动却一直紧盯。最近终于得到证实,欧阳的北京靠山已经退位,挂职副县长也被调回。镇长亲口告诉老张,县里原本就不愿意自己地盘被外人插手,人家在位时没办法,既然退了就跟县里没关系了,镇里也不会再支持。
昨天大牛打人后,老张得意洋洋地在村里转悠,很久没有如此巡视自己的领地了。他装作不知道大牛干了什么,只是说“那小子经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谁被打肯定也是做了什么欺负人的事。”他碰上正在调查的村治会驻村者,威胁说,“你可要小心啊!那小子缺心眼,不知受谁挑拨,总说要找你们算账。打几下也就算了,我是怕他下手不知轻重,把你打出毛病,打成残废就更麻烦!”这话把驻村者吓得不轻,陪欧阳去村委会主任老李家时一直左顾右盼,生怕大牛突然出现。
车上刚被划的痕迹从前车门贯穿到车尾。送欧阳来的西安志愿者也显得紧张,在老李家门口特地掉好车头,停在可以立刻开走的位置。他表示会等在车里不熄火,万一有事,欧阳他们一上车立刻就可以冲出去。他还约定另一种情况,万一欧阳被堵在里面脱不开身,他会马上去报警。

老李是个中年汉子,显得气力衰弱,精神颓唐,仍在床上半躺。家里已经收拾过,打砸痕迹还是满眼可见。至少十几块被打碎的玻璃是临时用纸贴上的。对欧阳带来的大包小包礼物,老李只是软软地摆了一下手。
“别麻烦了,还是另找别人干吧……”
看来暴力是最有杀伤力的。曾几何时,老李意气风发。欧阳鼓励他,作为中国第一位按照递进民主方式当选的村主任,他的名字将载于历史。老李当选后超努力地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得到村民公认。本来一切都在理论预期的轨道上,作为实验样板,村治会多数人都认为已经成功,可以准备发布成果和推广经验了。没想到大牛团伙的一次暴力行为就让局面全盘改观。村委会今天无人上班,立刻陷入瘫痪。大牛打人时发的狠话,谁敢当选就打谁,不仅是对现任村委会的威胁,还会让替补都找不到人
昨天通电话时,老李已经向欧阳表示辞职。这也暴露出问题。照理说老李完全不该对欧阳辞职。他不是欧阳任命的,辞职也该向选举他的人而非向外人。这说明滩歌村的递进民主仍然是外来输入的,当选者潜意识中还是把村治会当成主导。不过这也是难免的,连宇宙运转都需要上帝踢第一脚。滩歌村的第一脚显然还没到位,还得继续踢到底。
“你们在城里,一年下不来几次,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怎么样。我们要在村里过一辈子,成天跟这些恶人面对面,担惊受怕,日子怎么过?”老李的妻子冷眼看着欧阳中华,生怕他再影响老李。
“我刚才在镇上去了派出所,他们保证处理打人者……”
“别说派出所了,出事到现在人影都没见着一个,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老李妻子更加生气。“我是坚决不同意他再干了!”
欧阳心里明白,大牛团伙的暴力符合当地政府的期望。他们早就把递进民主当成威胁,那明摆着会使他们失去对村庄的控制,因此不但不会惩处大牛,说不定还在背后唆使。老张知道欧阳的靠山退位的消息,只能是从政府管道放出的。他们会很愿意让老张父子搞垮滩歌村的递进民主。欧阳从派出所警员的态度完全看得出不会真管,但是不跟老李的妻子这么说,他还能说什么呢?
欧阳递给老李一叠钱。
“这是一万块钱,给你治伤用,也把砸坏的家具换一下。是否继续干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个人请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不用多,两个月,到时候一定让你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
“两个月?!那些混蛋说随时就来。两个月还不得让他们给打死!”老李的妻子抢在前面,生怕老李答应。
“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不来。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老李你知道我一向说到做到,没有说了不算的时候。这次你尽管相信我,如果他们再打你,我赔十万块钱给你……”开口就是钱,欧阳心里知道有多俗,可同样清楚这最能奏效。除了钱,他还要装出自己有足够的势力,撑得住局面,压得住当地政府和老张父子。“回到北京我会和有关部门讨论这次发生的情况,上面一定会重视!”
“有关部门”、“上面”……其实都是虚的,欧阳自己清楚,其实什么都没有,这么说只是为了给对方想象的空间。现在唯一能做的是给钱。而钱也没剩多少,眼看没有后续了。他本来制定的原则是整个实验都不能给钱,因为用钱换来的参与不是真的。凡是用钱搞起的事情,即使膨胀得再大,一旦没钱就会如撒了气的气球瞬间瘪掉。递进民主要靠内在驱动力,跟靠外部输入支撑的模式完全不同。但是他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是死板的人,该灵活的时候可以很灵活。
欧阳的保证那么坚定,递过来的钱又那么真实。老李不再坚持,老李妻子也不再阻挡。老李不撂挑子,其他的人也就可以稳住。欧阳将和老李一块召集村委们开会,老李表态,欧阳打气,让村委会坚持运转下去。但是不能让其他村委知道欧阳给了老李钱,否则即使其他村委没有老李挨打这么重,也该每人给个几千才能平衡吧——这就是用钱做事的不利后果。
欧阳叮嘱了老李,老李表示当然明白。但如果老李知道在村委会开完之后,欧阳给了村支部书记——也就是大牛的爹老张五万元,一定会再度不干的,而且会异常地气愤。

老张是个芝麻官,但是在他的小世界称霸几十年,却养成一副霸王嘴脸。他原来对欧阳还收敛。副县长在他眼里就是大官了,何况是从北京来,对欧阳却毕恭毕敬,言必称老师,给老张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老张在欧阳面前立刻昂起了头。
“我哪受得了你看望,别把我整死就得感恩了!”
老张咧开肥厚嘴唇,露出抽烟熏黑的牙。这是欧阳来滩歌村后第一次登他家门,虽然还是居高临下的神情,毕竟是主动上门了,比什么都能说明力量对比的变化。“上级让我写报告呢。你在我们滩歌村搞得这套,只让村民选举小组长,违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省里都过问了。”
欧阳懒得跟他费口舌。一个地头蛇土霸王,要对缩小了村民选举的范围发难,恰恰说明缩小范围打中了要害。专制者搞假选举,范围越大越容易操纵,怕的就是缩小范围,马上就会让选举变成真的。不过,为了防范被抓把柄,欧阳从开始就要求对递进民主的选举,都要按人大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再走一遍规定的步骤,所以挑不出毛病。

旁白(减小民主规模的意义)

欧阳中华认为真正的民主,前提是参与者能充分沟通。而沟通的充分性和参与人数成反比,因此只有小规模群体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递进民主就是先在可以充分沟通的小规模群体实现民主,再由群体选举代理人进入上一层次,组成高一层的小规模群体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然后再选举代理人进入更高一层……欧阳把这样逐层实现的民主比作“矢量求和”,是对所有参与者的意志不断综合,逐层提炼理性,民主才可能是面向全局和展望长远的,人类从经济社会转为文化社会,非递进民主别无它途。
邓小平把土地分给农民承包,放弃毛时代的人民公社,曾想让农民回归传统的自治,并通过了相应法律。然而专制政治和自治从根本上不相容,农村的实际权力一直掌握在中共的村书记手中,村民选举的村委会要么有名无实,要么充当傀儡。老张长期是村里的土皇帝,便是这种产物。
为什么村民服从村书记而非是自己选的村委会呢?问题就在规模。滩歌村近八百户人家,二千七百多人,这么多人怎么进行协商呢?哪怕每人发言一分钟都得两天两夜。而无法沟通和协商,相互一定会有矛盾,选举也一定不会一致,村书记作为另外一个权力核心就会有人依附。何况当局会把一些实权交给村书记,村书记用来根据效忠与否进行奖惩,村民就更会分化和归顺。
欧阳在滩歌村做的实验,直接点中了阻碍村民自治的要害。他按照农村现有结构——家庭、邻里,村民组、行政村,把村庄的选举和管理分出层次。每个家庭出一个代表,十到十五户自由组合一个单元,由家庭代表一块自我管理,并选举本单元的村民代表。由村民代表组成管理村民组的委员会,选举村民组长;再由各村民组的当选组长组成行政村管理委员会,选举村主任——老李就是这样当选的主任。在这种结构中,村书记面对的不再是成百上千容易分化的村民,而是若干个村民组长。村民组长当然是听村委会的,因为村委会由他们自己组成的。即使书记掌握着政府下拨的救济款,村委会一方面会要求村民不得擅自从书记处领取,否则会被追还,一方面要求政府按照法律交由村委会分配,否则提起诉讼。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变化,使村书记立刻变成了闲职,村民自治也随之显出真实的生命力。
欧阳相信,只要一个村可以实现真正自治,中国几十万个相同性质的村庄就可以通过复制实现自治。一个村虽然小,却具备了递进民主的下、中、上三层,已经是完整的结构,递进民主的向上扩展也只需按照中间层次的方式复制,不断地增加中间层次。因此只要有一个村实现了递进民主,就可以作为起点,通过横向复制和纵向复制,把递进民主扩展到整个社会。
滩歌村对于欧阳中华,就是这样一个起点。

在老张面前,欧阳打开进门时就拿在手中的纸口袋,从里面拿出一万元一捆的五捆钞票,一手拿钱,另一手轮番把钱一捆一捆从下面抽出换到上面,像是在洗扑克牌。欧阳看着老张。老张双眼盯着那摞钱,从开始的气壮如牛软了下来。
欧阳说:“你写什么报告我不管,也不在乎。我想问的是,你能不能管住你儿子,让他不许在村里行凶打人?能管住,这钱就是你的。不过,你不想要钱也没关系,我会找到能管你儿子的人。这点小事我不需要从省里或北京派人过来,你自己也知道市价,用不着出周至,五万块钱就能找到人下掉你儿子一条胳膊。”这么说话不是欧阳的秉性,但是他善于演戏,也以演戏为乐。他对江湖谙知,只有这种流氓方式才能治住流氓。
老张嘴上还是不软,但也不敢太过分,一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欧阳这种京城来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串上大人物;二是五万块钱在眼前,真金白银,不要白不要。
“管我儿子?管多久?你没生儿子不知道——儿子大了不听爹的。我再怎么管他,也顶多管住他两个月。”
“好,两个月内,你儿子再动村里人一手指头,我找你算账。”欧阳没兴致讨价还价。老张说的时间和他答应老李的一致。他相信这也是一种预示,两个月内他一定找得到解决方法。他把五捆钱扔进老张怀里。“给我写个收条。”
老张咧嘴狞笑,写条递给欧阳。写的是:今收到老欧还款五万元。
“什么叫还款?”欧阳斜眼看老张。
“你们在这乱搞,耽误了我好几笔生意,最少损失了三十万。”老张无耻到明着承认他掌控村庄权力是为自己敛财,也是对欧阳发泄他心中憋了许久的恶气。
欧阳把老张写的条放进口袋。
老张咧开大嘴笑:“你收了可就是认了!你还欠我二十五万啊!”
“这是你的材料,会放进我们给你建的档案。你的所有表现我们一直有记录,包括你今天说的话,你这个条,也会记下来存档……”欧阳打住不再往下说。老张听了却有些发毛。
欧阳临走前最后敲打他一次:“别的账咱们以后再算。这两个月你要是管不了你儿子,对不起这五万块钱,到时候别怪我对不起你!”
“你啥时候对得起过我……”老张咕哝着,气势没那么强了,挺着的胸脯也塌下去一半。

回程走高速路的另一个口,为的是绕过大牛的路卡。西安志愿者怕车再被划,欧阳也担心老张通知大牛堵截他闹事。驻村者在前面副座,欧阳说要在后排睡会儿,其实并无睡意,只是希望不被打扰地想一想。他是那种人,纠结中的想法不对人说,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说出来的就是可以一环一环论证或实施的。他不认为谁可以给他出主意,他自己都不能解决的,还有什么人能帮他?
带驻村者一块离开,倒不是因为驻村者表现的恐惧。欧阳本可再派几个人过来,不过再怎么也多不过大牛的人,而且没他们的无赖无良,注定斗不过地头蛇。仔细想一想,若是派来的人保护不了村委会,甚至自己也被大牛团伙打,又无法惩治对方——目前结果很可能是这样,反倒会造成村民信心崩溃,那是最糟的,因此不如把驻村者带走。即使这种撤离会让村民有被抛弃之感,至少能够避免发生崩溃的危险。欧阳离开滩歌村前勉励村委会全体,让他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坚持工作,以不变应万变。尽管他自信满满地给他们打气,许诺两个月一定彻底解决,但是他自己清楚并不清楚能否兑现。眼下这段只有先靠老张管住大牛了,能否保证并无把握,但是他没有其他选择。
按欧阳的计划,一旦滩歌村的实验成功就要全力造势——邀请学界前来考察,进行研讨,形成论文;组织重要媒体深入采访,形成密集报道;还要在网络上传播……这些都已开始筹备,成为村治会这一段的主要工作。滩歌村将作为示范基地,供全国的乡村自治人士学习取经。村治会也会培训大批志愿者去各地推广。待滩歌模式在全国开花后,递进民主就有了向上层扩展的基础,顺理成章地形成递进民主的结构。然而似乎又是功亏一篑,是不是又一次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夕阳光影透过眼帘滑动。高速空气摩擦金属车身。隐隐的挫折感如山洞中的风在欧阳心底流动。迄今为止,他不能说全无成果,但是与他的目标比差得太远。独辟蹊径总是这样,蹊径没有阵营,也就得不到阵营的支持,只有踽踽独行的寂寞。
“其实也是好事。”当他用Skype给陈盼打字,让她暂缓村治会正在筹备的滩歌村实验成果发布活动后,简单说了这边的情况,陈盼的回复是:“在没卖票之前遇到砸场的,总比戏开演了再来砸场好。”
陈盼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安慰他。欧阳心里也有这样的庆幸。筹备中的发布会原定九天后就要开。一旦对外宣布实验成功,把学界和媒体请到滩歌村来观摩,再发生大牛闹事、当选者撂挑子不干的事,不等于当众被打耳光吗?原想用成功样板说服不信的人,反会让他们更有否定的理由。大牛闹事是迟早要发生的,即使滩歌村没有大牛,别的村也会有。乡村恶势力不是递进民主自身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中国农村社区衰败后普遍生的癌,但是必须由递进民主来解决,否则递进民主自身也过不了关。从这个角度,早发生比晚发生好,应该被视为天意要求在经住所有考验后才进入推广,是很好的事。
但是这种理性逻辑并不能使欧阳的心情变好。他原来知道老张家有这么一个混儿子,却只当成普通的乡村小流氓没放在眼里,未想可能造成如此危害。现在看是一个重大失误,本该提早主动地面对和解决。若是不能迈过村霸和暴力这道坎,乡村民主所做的其他一切都可能夭折。而他对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安排,也会因此栽在一群流氓的身上。

(http://wanglixiong.com/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7:一个村庄的政治实验 )

2014年6月1日星期日

王力雄《转世》连载16:封锁金门


从台北起飞的华信航空公司AE1261航班,还有数分钟即可降落金门机场。透过缕缕白纱般的薄云,机长看到金门上空掠过成队中国军机。不知何处而来的三架歼击机突然扑面而至,警告AE1261航班,解放军正在举行军事演习,距中国海岸线五十海里范围不得进入。机长试图争辩,演习事先没有公示不符合国际惯例,何况这是台湾国内航线,中国无权拦截。对方回答声调冰冷:这里没有国际,是在中国领海内演习,无需公示,台湾属于中国国内,必须服从中国主权。
华信机长稍有迟疑,歼击机发射的一排无弹头的曳光弹在AE1261前方一百米处擦过。AE1261航班只好调头返航。
从台湾到金门的海上航线也被拦截。台湾军用舰只被中国军舰的导弹和鱼雷瞄准驱赶。原本在金门的舰艇被警告只许停在港口,出港即会摧毁。而在离大陆沿海五十海里之外,一切照常。中国军队不闻不问,也不越界。
向金门运送医药和医疗器材的台湾船以人道理由交涉时,中国军方的回答是,台湾民用船只可以先停靠大陆泉州港报关,然后再驶往金门。封锁期间,金门的任何需要都可以向大陆方面提出,保证得到最快最好的供应。金门本地治不了的病人可送至厦门,既可以转往中国内地,也可以转往台湾。总之,金门与外界一切联系自由,唯一变化只是必须通过大陆中转。
金门是由总面积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的十二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县,隶属台湾政府管辖,其距离大陆不过数公里,离台湾本岛却有二百多公里。一九四九年的国共战争,中共军队夺取了整个大陆,却在小小金门遭受惨败,攻岛部队全军覆没,也阻止了中共攻占台湾的步伐,使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得以留存至今,所以金门对现代中国的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有过炮击金门和封锁金门,但那时顾忌美国介入,没有真正试图攻打过金门。中国转向经济发展,缓和了两岸关系后,双方似乎不再认为会发生战争。金门成了两岸民众的旅游地。台湾守军从最多时的十二万人,降到今天的不足一万。这次中国军队突然在演习名义下切断金门与台湾的直航,台湾和国际社会都没有料到。演习当然只是名义,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被认为是对台湾海军击沉大陆直航船的报复。但是究竟是到此为止,还是会长期封锁下去,甚至把演习变成实战?谁都说不清。多数分析认为中国只是施加压力,若是真要发动战争,更应该用突袭,而不是这种奇怪的方式。
不管怎么样,这至少蕴含了战争的可能性。台湾军队进入紧急状态,国际社会也纷纷谴责,但是在中国却得到广泛拥护,民间为此欢呼。众多媒体记者云集厦门进行报道。民族主义报纸《世界时报》的“评论员文章”呼吁不停留于演习,要一鼓作气收复金门才能告慰“打台独有理号”的死难烈士。更激进的民间舆论则鼓噪进军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大陆的城市农村,街头巷尾,每天都有诸多军事爱好者们一边听广播报道,一边议论着战争和胜利。而在厦门的三十一集团军军部前,民众自发献花堆得如同小山。穿军服的人到处受欢迎。有些餐馆的老板甚至给军人免单。
几十年的太平环境让大部分台湾人对战争基本失去概念,对金门遭封锁的事实产生不了真实感,演习也就是读音只差一个声调的演戏吧。金门隔海,恐惧没在眼前,反倒刺激起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反弹情绪,一时要求台湾独立的呼声从边缘成为主流。而数十万在大陆投资的台湾商人则开始恐慌,第一反应就是往外转移资金,然后是抢购机票准备撤离。国际社会本身面对诸多危机,不能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实质性反应,但是原本把世界出路寄托于中国的期待大受打击,一些正在进行的国际合作戛然止步,国际资本也顿时驻足观望。
敏感的分析人士却看得出蹊跷,中国政府对封锁金门的行动始终没有正面表态。例行的外国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最初回答不知道,以后则只说是演习,无论怎么追问也不再解释。云集厦门的记者又被各媒体召回,显然是接到了统一指示,最初的炒作如汹涌而至那样倏忽消失。《世界时报》总编辑被调中央党校学习。“青年中国梦”网站的骨干则被国保喝茶或失踪。而各国的军事侦查完全看不出中国有大的军队调动,更无进行战争准备的迹象。但是为什么要把演习搞成对金门的封锁?没人猜得出。中国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种种猜测也莫衷一是。

此时靠着石碾坐在碾盘上石戈,却从膝头的八一本上看到了背后的大棋局。黄昏把桂枝家的窑洞涂抹成金色,院中鸡走,树上鸟鸣。从封锁金门开始,他连出门散步都把八一本带在身上,K却一直没出现,直到此刻,对话框像往常一样突兀跳出,文字仍是K凌驾于人的风格。
“下一步台湾会有什么选择?国际能做什么?”K没有(或者说不屑)一个字废话。
石戈并非快人,来回推敲的多年思维习惯让他变得表达总是慢一拍。但此刻必须立即反应,不耽误一秒钟的K片刻没收到回应就可能离开。石戈先很不相宜地打回去“你好”二字,接着才把回答写过去:“如果真是演习,都不会有实质选择,跟现在一样喊喊就完。”
的确,迄今虽然台湾媒体吵翻天,各国也密切关注,政府方面却都没有行动。中国方面并无登岛企图,金门人的日常生活几乎不受影响,甚至因为大陆供应丰富,市场价格还有下降。金门与外界的通讯不受任何阻碍,人员来往自由,唯一变化只是得先到大陆通一次关。这虽然让人猜不透目的何在,但因为具体影响不大,使得台湾和国际只是猜测中国要干什么,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解放台湾怎么样?”
K的这一句倒使石戈心头震了一下。军队少壮派一直主张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认为多年来利用经济融合统一台湾的路线是下错了药。台湾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前苏联加盟国的经济依赖更紧,何尝避免了分裂?在台湾问题上,时间不在大陆一边,因为民主社会的长远走向由民心决定,正是在这一点上,随着不再有中国根的年轻人成为社会中坚,台湾的本土意识日益成为主流,台湾独立只是时间问题,越往后拖越难挽回,所以必须尽早对台湾采取行动。
从这个角度,封锁金门达不到目的。民众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对威吓会更加逆反。何况以前中国有过几次空喊狼来了,让台湾人普遍认为大陆不会真动武。这种意识一旦形成,就只有真挨到狼咬才能改变。这次封锁金门没有流血,不动枪炮,如果就停留在这一步,不但没有作用,反而会被当做又一次虚张声势的狼来了。
石戈为了省时间改用语音录入,仔细斟酌修改后再发送。“台湾问题的关键是民心远去,正是我们这边懂力懂钱不懂心的结果。打下台湾只是第一步,战争使民心更远,后面如何管理二千多万已经掌握过民主权利的人民?如果台湾还处在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下,占领后统治结构一样,只是换了主人,继续统治并不难。而要占领民主的台湾,两种社会结构的碰撞会使统治复杂百倍。实行许诺的一国两制,保持民主选举,新闻自由,组党自由,怎么可以想象台湾人会按指挥棒行事?实行大陆的专制统治,统治成本会高得难以承受。这个时代专制社会民主化可以,而把民主社会用暴力手段重新专制化,只会把自己变成世界公敌。”
K的回话不加任何意识形态,只谈具体操作:“利用这次封锁金门的模式,不占领,台湾社会完全保持原状,人员物资来往也自由,只是要通过大陆中转。通过对中转的控制可以把台湾的外交权拿到手中。同时,封锁意味我们的军事力量会把台湾包在里面,从另一层意义上相当于两岸国防实现了一体化——台湾军队只在本岛活动。跟我们原来答应的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不矛盾。而外交权和国防权都在我们手中,就等于台湾的主权回归。开始阶段台湾当然会闹,但是翻不了天,维持若干年就会从淡化到接受,再到融合。何况大陆政治制度也不会一成不变,等到双方可以相互适应时再说进一步统一的事。这至少可以中止台独的步伐,打破目前眼看台湾离去却无所作为的被动。”
“中国再大,能负担二千三百万台湾人多久?毕竟不是金门的十万人。”
“我们不会全部负担。台湾自己的经济照常运行,只是所有对外联系和进出口转道大陆海港空港,通过大陆的海关。这种中转增加的费用全部由大陆政府支付。台湾经济如果因中转遇到困难,也由大陆政府解决。这点代价是应该付的,也是付得起的。”
“先不说能不能对付得了台湾对此的反弹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单从这个方法本身,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见效。会不会还在进行过程中,我们这边先出问题?所有代价白付不说,反而把台湾推得更远。”
K对此没回答。但能感觉到他在屏幕后面不为人见处思考。
石戈换回键盘输入,仔细考虑每个字。
“用长期封锁统一台湾,我觉得不是核心决策者可以接受的方案,他们既没有那种决心,也不会考虑那么长远。自己冒风险付代价,让后人得成果,目前体制没人会做这种事。所以我一直看不到封锁金门会有什么成果,甚至怀疑行动本身并非出自核心决策者。”
“要看谁在核心了”
石戈等着K接下去的文字,但那边又没了。石戈的输入更加小心翼翼。
“相比之下,应该只有军队有这种超越性。”这话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超越性”并非一定就是好。“不过军队的发言权有限,除非军队掌握国家权力,而且能稳定掌握多年。目前还看不到有这种可能,而任何长远的安排都要基于稳定的政治基础,不具备这种基础就很难设想未来。”
K一直沉默。石戈正字斟句酌准备再写点什么,别让终于开始深入的对话中止,屏幕上冷不丁又冒出一句。
“至少跑马圈地停了”
这倒是。封锁金门一开始,原本权贵们抢着圈地就如同一头撞在大墙上,戛然而止。这几个字让石戈眼前一亮,对封锁金门的困惑突然如迷雾中显露出一条路径,虽然看不完整,隐约延伸的方向已足以让他心动。自己看不到的成果是不是就在这里呢?他屏住呼吸,手指悬在键盘上踌躇,此时该怎么回话?半晌打下几个字:
“军队有黄金地,放开即同流。”
一般人看不懂这几个字。石戈既在对话,也想同时试探对方。他一直猜想K有军队背景,但无法验证。如果K真是军人,不可能不明白石戈说的是什么。K没再提问,也不回答。刚刚对话的文字在屏幕上瞬间全部消失,连对话框也关闭。石戈曾在以前对话过程中试图拷贝或截屏,但发现都做不成。对方控制着一切。
石戈对着空了的屏幕发呆半晌。黄昏已经转成暮色,一角月牙挂上东天,纹丝不动的老树枝条显出图案般的纹理。一丝激动虽然隐在心底,却是很久没有的体验。似乎有些可笑,他还不知道K到底是什么人。对权场人物产生幻想在自由派眼中非投机即愚蠢,时尚是把未来希望只能寄托给人民。
从石戈能够独立思考之后,他就几乎不再用“人民”二字。他不否定人民存在,但那需要通过一种复杂的集合才成立,绝非只是唇舌间的两个吐音。不错,当权者的确指望不上,没有谁能比他对此认识得更清楚。但是他也同样清楚,一旦有能指望的当权者,那就是历史的中彩,作用将无法替代。他多年的布局一直差这一个角色,是最难的,几乎让人绝望,因此K才会让他仰望新月而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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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1日星期二

55周年:3.10图伯特抗暴纪念日(流亡藏人访谈特辑)

——纪念1959年3月图伯特民众拉萨起义反抗中国统治

1959年3月 拉萨

一.3月9日-3月10日


原噶厦公务员丹巴索巴(已故)
195939日,我的一个仆人去拉萨(译注:拉萨人说拉萨是指大昭寺和小昭寺周围)回来后说:“汉人要达赖喇嘛明天去军区,人们都非常担心,怕他去了就回不来。”当时,我想人们一定是在造谣,他们会乱说的,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310日早晨,我看到很多民众向罗布林卡方向走去。我也往罗布林卡走。到罗布林卡时,已有很多人集聚在罗布林卡正门口了。门关着,民众们堵在门外。因我是噶厦公务员,让我进去了。我问里面的人出了什么事?有人说:“汉人突然邀请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还不许我们这边带警卫,不许带武器!”

为何说“突然”呢?原因是:达赖喇嘛的日程一般要提前一个月安排,特别是安全方面,警卫团长应事先知道这一安排。然而汉人头一天才突然通知尊者的警卫团长。一般来说,达赖喇嘛外出要带20多名警卫人员。可军区方面却说:“达赖喇嘛来军区,不需要警卫。如果非要带也只能带两三个,但不许带武器。达赖喇嘛的保安人员不许越过军区前的格桑桥……”

藏人对中国人邀请尊者看戏产生了极大疑虑。人们说:“汉人这是谋划把尊者带去中国。今年中国要开人代会,可是在西藏已有藏人成立了武装游击组织,局势不稳定。中国人的计策是,让尊者去军区看表演,然后以临近全国人大会议、西藏不安全等为借口,直接把尊者带去中国。”

人们之所以对中国人邀请尊者看演出产生那么大的疑虑,是因为:

其一,藏人众所周知在康和安多,发生了高僧或地方头人等被汉人召集去开会或赴宴,却遭到了逮捕。其二,共产党诋毁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亲眼见过一份甘孜的报纸,刊登文章中说喇嘛是土匪,僧人是盗贼。

其三,早在1950年,中国人就放行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到拉萨,指示他劝说达赖喇嘛服从共产党。并告诉达泽仁布切,如果达赖喇嘛不听从共产党,可以除掉达赖喇嘛。

此外,1958曾有个中国人携带手榴弹到了布达拉宫,准备拉导火索时,被按倒在地上抓住了。抓住这名中国人的西藏卫兵后来流亡印度,去年在达兰萨拉去世了。

另外,达赖喇嘛参加格西考试,传召法会期间,在必经之路的一处叫“普布教”的地方,藏军发现了两个穿着大衣的中国士兵,大衣下面藏有枪,子弹已经上了膛。

冲赛康附近有一次乃穷护法神的法会,达赖喇嘛会在那里停留。警卫发现人群中有三个可疑的人一直往前挤,结果在这三人身上也发现了枪支。这些人被藏军逮捕关进了监狱,但中共方面与噶厦交涉,把这些人给领走了。

共产党想除掉达赖喇嘛,以及在很多地方抓捕头人高僧等动作,都是导致拉萨事件的原因


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居钦.图布丹(已故)
195939号深夜,我在巴郎雪,就听人们说汉人邀达赖喇嘛去新军营司令部,这是很危险的,去了汉人军营就回不来了。

310号早上,我早早地去了牲口市场。回来见大家都非常激动,我问:“怎么啦?”人们说:我们必须去罗布林卡,阻止尊者去汉人的军营。如果去了军营,尊者就会被汉人带到中国。大家讨论了一番后,都往罗布林卡去了。

到罗布林卡正门时,已有大约五、六千人围在外面。人们还在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朝罗布林卡聚集。我看到众人正在殴打堪琼帕巴拉。他挨打的原因是这样的:他本是僧官,那天他去罗布林卡却换成了俗装,骑着自行车,还戴着口罩。到罗布林卡外的人群中时,见他那身装扮,人群骚动起来,说他是汉人的奸细,开始用石头棍棒打他。听有些人说他带着枪,但是他没有开枪。很快堪琼帕巴拉就被石头、木棒什么的给打死了。

帕巴拉被打死后,尸体脖子上绑了绳子,被拖着在林廓路上绕了一圈四处示众,最后尸体给扔在了沃多项卡,噶厦的警察局附近。在罗布林卡正门,民众情绪已经非常激昂。这时噶伦索康爬上罗布林卡正门顶,对大家讲话,劝说大家冷静,不要骚乱…

民众议论纷纷,认为不行,大家应该拿帐篷住在罗布林卡外面守着。我回去拿了帐篷回到罗布林卡时,大家讨论布置了怎样守卫罗布林卡,我被安排带领192人去守卫罗布林卡南门。192人全是先后逃亡到拉萨的德格人,由于我是德格王臣,所以由我承担带领这些德格人的职责。我们守在南门那儿,搭了七顶帐篷。挨着我们的是贡觉人,再下去是昌都人。罗布林卡西面,有安多的五个部落的人守在那边……

310号那天起,拉萨民众也在大昭寺一带聚集抗议,噶厦也在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开始了守卫罗布林卡。罗布林卡成立了一个协调部,由三个贵族官员主要负责。我每天都参加协调部的会议。三名负责人是:达热、拉东色、夏格巴的兄弟,他们后来流亡到了印度和不丹。


二. 3月12日——3月18日


居钦图布丹:312号那天,拉萨的妇女代表来到协调部,其中有两名妇女口才很好,令我非常吃惊。首先讲话的是贡桑,她讲完后,是功德林的一位阿尼说话,她们谈到西藏和中国的问题,藏人应有的立场,她们对印度政府、噶厦、拉萨民众、各寺院和属民的情况都知道,也对协调部的作用提了很多意见,真的不简单,都是巾帼英雄!我非常佩服!她们的讲话大大地鼓励了我们,使我们勇气倍增。帕拉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担负起西藏政教事业的责任,非常了不起!”



丹巴索巴:那些天我们看到中国整夜往军营调遣军车,有数百辆军车调遣到了拉萨的军营。大家非常紧张。我们认为应该有两手准备。若与中国方面能通过对话和解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可如果对话无法解决,则必须有别的打算。

315日,我正在罗布林卡的岗位上驻守,功德林扎萨把我叫回家说:“有件事要告知你,但你不能外传。你先对三宝发誓吧。”在西藏,对承诺的最高保证就是对三宝发誓。我发了誓。他说:“尊者可能要出走。虽然现在还没确定,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的任务,是先在这里准备马匹。”


居钦图布丹: 316号,我们仍然在罗布林卡南门外守护尊者。前面不远处拉萨河的沙滩上有电线杆,来了几个汉人,装成检查电线,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想要去查问,被人拦下了。当天晚上,罗布林卡西门,西门是由安多人守卫的。离西门不远的罗多林卡,有解放军的军营。我们得到消息,有很多军车进入了这个军营,士兵们都在军营的围墙里。

我们就去了协调部,强烈要求噶厦政府打开武器库。最后贵族官员达热拿来了武器库的钥匙,然后大家去武器库取武器,达热叫我在门外维持秩序。起初我见每个人进去后都背着四、五条枪出来。到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进了武器库,又空着手出来,我进去一看,武器都拿完了!我走到最里头的一间小房间,看见还有几挺机关枪,于是我就扛了一挺机枪回到罗布林卡南门。

在南门那边,听说罗多林卡军营里的解放军已经撤走了。第二天,噶厦的一个官员和两个助理,到各处去登记头天从武器库拿走的武器。当天又从布达拉宫武器库运来了一些武器,我们德格人这边分到了二十条步枪。后来我去协调部的时候,又看到协调部在分发枪支,给我又分了一挺机枪。


丹巴索巴:317日下午大概一两点钟左右,功德林扎萨让我从罗布林卡的达赖喇嘛私人马棚里牵几匹马回家。功德林扎萨说:“尊者今晚上要出走。今晚11点,从罗布林卡会有一辆卡车开到咱们家附近,车上有尊者的两个经师、三位噶伦等。你备好马,把他们护送到然玛岗渡口。”功德林扎萨还选派了三四十名噶厦扎什军营的士兵与我一起。

317日晚上,我按照功德林扎萨的安排,护送两位经师和三位噶伦,过了拉萨河的然玛岗渡口。尊者有一封亲笔信需要送回拉萨,功德林扎萨派我去送信。由于尊者和噶厦成员们仓促决定出走,事先对噶厦事务没有任何安排,也没有临时决策人。虽说阿沛和桑颇没有出走,但他们是亲中共的。因此,尊者需要任命临时领导人。这封信是尊者任命洛桑扎西为司曹、即最高行政代理长官的任命书。


居钦图布丹:317号那天协调部得知,达赖喇嘛要秘密出走,需要有人去然玛岗防卫。协调部开了一个会,问谁带60个人去然马岗,没有人吭声。我想:既然尊者要走,我们守在罗布林卡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说我带人去。协调部就决定了让我带人去然玛岗。

317号晚上,达赖喇嘛出走的时候,只有我们几个各地的头领知道。我们远远地护卫尊者一行人到了拉萨河边,从我的位置只能隐隐约约看见达赖喇嘛的身影。


丹巴索巴:318日早晨我很早出发,到拉萨河渡口时,解放军已经把守了渡口,渡船都被管制起来了,禁止渡河。士兵们不让我渡河,我说我有事要过去。他们让我出示证件,我说我没带证件,但我的仆人带有证件。我的仆人让他们看了证件。因我是噶厦职员,这些士兵以前见过我,就同意了。

在渡口,我想到尊者已经走了,拉萨局势如此紧张,这次回拉萨我可能就再没有出来的机会了。想到这些,我有点悲伤。我打开了尊者的亲笔信,信中尊者任命了最高行政代理长官…指示司曹与中国方面进行和平对话,对话的情况随时汇报尊者等。

到了罗布林卡,我把尊者的亲笔信交给了达拉。达拉等噶厦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决定暂时不公开信的内容。因为尊者刚出走,若中共知道了就会追击,对尊者很危险。


居钦图布丹:318号晚上,协调部又召集我们开会,要派人去然玛岗防止中国追兵追击。会上贡觉人说他们要去,昌都人说他们也要去。协调部的人就对我说:你不必带60个德格人去了。贡觉、昌都、德格各去20人。这么定了后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的枪有布朗、卡丹、赞布什么的。

到了然玛岗渡口,船把我们送到了对岸。到了对岸后,我们分成了三组:20人留在然玛岗下面的村子里,20人在然玛岗山顶上,20人在山腰。昌都组和贡觉组去山顶和山腰,我们德格组当晚在村子里过夜。

三.3月19日——3月20日晨


丹巴索巴:319日,围在罗布林卡外面的民众们不知道尊者已经走了,但也有人怀疑尊者是否还在罗布林卡。有几个噶厦职员向我问起过:“尊者的确是在罗布林卡吗?”我回答:“不在罗布林卡会去哪里?咱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我怎么会知道?”他们问了我好几次,对我有点怀疑。我已经发过誓,所以我绝不会说的。

320日凌晨拉萨时间两点钟,解放军的炮弹掠过达赖喇嘛的寝宫顶,落在了寝宫与厨房之间的院子里爆炸,震得非常厉害,尊者寝宫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了。这是轰向罗布林卡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在寝宫那里,被炮声惊醒了。

第一声炮响让我非常紧张,听到第二,第三声炮响后,慢慢就没有恐惧了,更何况炮弹已经像下雨一样密集起来。就是说,此时中共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但他们却朝罗布林卡开炮了。

天还没亮,我不知该么办,就把手枪跨在腰间,提着一支长枪冲出了房间,来到了罗布林卡北面的围墙外。那里有自愿守卫罗布林卡的民众,他们正在向罗布林卡北面中共的汽车站方向开枪,对方也在开枪,打得非常激烈。我也提枪射击,可我的枪没有响。旁边有个人说:“枪要擦了才能用。”原来我的枪是新的,连上面的防锈油都没有擦去。

旁边的人帮我擦长枪,我就抽出手枪趴在壕沟里射击,手枪也没有打响!我只好趴在地上擦了手枪……开第一枪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但慢慢地就没有任何恐惧了。在我周围有四、五个藏人先后被对方打中死了。第一眼看见身边有人被打死时,我感到恐慌和悲伤,可紧接着两个、三个、四个……就没有感觉了,爬上尸体拿过武器继续作战。在罗布林卡北墙外从凌晨两点一直枪战到太阳快升起……


居钦图布丹:320号凌晨两点,我们听见了炮声。大家非常紧张,马上起身乱成一团,十多个人往然玛岗山上奔,爬到山腰天亮了。有人从下面向我们开火,子弹在我们身边噗噗地飞。我们一看下面的人穿着大衣,以为是穿藏袍的自己人,就朝他们喊话,可他们仍然向我们开火,是机枪声。听枪声像是我们藏人的枪,可是尽管我们喊话枪声还是不断,我们才意识到是汉人,赶快趴下。有个叫益加的昌都人受了伤。这时一个叫旺休的人对我说:“那里有汉人!”我一看下面有汉人,我们也开始开火了,那几个汉人就躲了起来;另外又有几个汉人军人向这边跑来,我们也向这些人开火,一个一个地打死了25个解放军,双方的火力都停了下来。

当时我准备下去看个究竟,被人拦住说“你是领头的,不能去。”有三个安多人和我们的旦增、图丹罗布、巴登共六人就冲下去了。下面的解放军忽然又开枪了,两个安多人和旦增都倒下了。我们悄悄来到他们倒下的地方发现,两个安多人已经死了,旦增中了好几枪,可是还没死。我们一直趴在山岩上,从我们那里可以看到,其实解放军之前已经到了山腰,做好了准备,解放军有六门大炮,每门大炮旁边是两挺机枪,大炮机枪都直对着罗布林卡。一百多个解放军在附近巡逻。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看着。

四.3月20日


丹巴索巴:我们发现对中共汽车站的攻击没有任何效果。布达拉宫和甲波日(汉译药王山)离汽车站较近,于是我返回罗布林卡,想请求布达拉宫或甲波日的藏军用大炮摧毁汽车站中共的军事工事。到罗布林卡后,方知电话线已被中国人切断了,有关人员说会抢修电话线,不过现在中共炮火太猛无法抢修。

我遇到了噶厦官员塔荣先生,他会照相和录影,他叫我帮忙。我跟着他来到达赖喇嘛的寝室,地板满是玻璃碎片非常滑,达赖喇嘛寝室的所有玻璃都被打碎了。塔荣先生取了照相机、胶卷等,叫我也尽量多拿胶卷和器材。我们拿着摄影器材走出达赖喇嘛寝室时,他说:“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要开枪自杀。”正说到这些,又一颗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爆炸了,浓烟滚滚,枪弹密集……当我爬起来时,已经找不到他了……

解放军已打到了罗布林卡门口。外面的民众都被打散了,我们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了。周围的山都被中共军队占领了,我们就如同被装进了水桶一样。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抵抗到晚上,待天黑之后再伺机逃走。做此决定后我们就散会了。

刚走出开会的屋子,一发炮弹落在附近爆炸,当场炸死了5名藏人,我的腿被炸伤了,站不起来。我挣扎着爬进了前面的一间房子里。这时外面所有的人都开始向这间房子跑,很快一发炮弹打中了房顶,大家又开始往外跑。我实在站不起来,只能使劲爬。

爬到马圈,见那里很多人和马已被炸死了,剩下的马在四处乱奔。我继续往达赖喇嘛寝宫方向爬去,寝宫前面有一所叫措杰颇章的房子,那里有一条很小的水沟,我爬不过这条小沟,就索性在那里喝足了水,躺在地上想不如死了算了。

炮火更加凶猛,附近不断有炮弹爆炸,沙石劈头盖脸。我希望炮弹打在我身上,让我一了百了,可偏偏就打不中我。而轰向布达拉宫的炮火,似乎击中了宫檐间植物装饰的部分,腾起了冲天火焰。我当时想:解放军肯定把布达拉宫给放火烧了!

我想:既无法抗击解放军,也无法行走,若这样落入共产汉人的手中还不如自尽好。于是从怀中掏出手枪准备自杀,忽又想起,曾听人说过死在水里的人来世非常聪明,我便又把手枪收回,爬进了罗布林卡的池塘里。但是,我的身体总是要浮上来!我想方设法用手抠住池塘底部的泥巴,可没过多久就又被水托上了水面,就这样在池塘了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有死成。

我又开始向池塘边的阶梯爬。由于藏袍被水浸透了,非常沉无法爬上去。我便把藏袍脱了,把带的子弹和手雷等全部扔进了水里,这样我才勉强爬上了池塘,向尊者的寝宫爬去,来到了尊者平时接见信众的大厅,看到了尊者的法座。我心想这是个死的好地方,暗地里乐着,爬到了达赖喇嘛法座旁躺下,等死。我还在流血,血和水混合着淌个不停。大厅里还躲着不少人,似乎有人认识我,我听见谁在叫我的名字。

太阳下山了,有人说让我们把房子烧了吧,因为共产汉人的军队已经到了门口了。我想自己在枪炮中没有死成,在水塘里也没有死成,那就是说我要受罪了。我又起身向大厅门口爬去。刚到门口,被我妹妹的男友次仁东珠看见了。他是自发守护在罗布林卡外的民众之一,也受了伤。看到我他马上过来了,说:“哥你受伤了吗?”我说:“我身上只有内衣,把你的藏袍给我吧。”他马上脱下藏袍给我穿上了,然后说:“汉人军队已经到门口了,罗布林卡门口的人群都被打散了,我们逃不出去,也无法反击。该怎么办?”我说:“这样等死不是办法。应该往外冲,要么逃脱,要么被打死,没什么大不了的。若你能突围,找到我们自己的人,还可与他们一起继续抗击敌人。我走不动了,请你开枪打死我吧……”他下不了手。最后,他走了。

过后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大概才十八、十九岁,也说解放军已经到罗布林卡大门口了,问我咋办?我对他也说应该冲出去,这样等死毫无意义。他临走时,我问他有没有烟?他说有,我便请他给我点了一支烟。之前我是不抽烟的。不知是烟还是伤口的原因,抽了一会儿,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或许是晕过去了。总之什么也不知道了。

晚上大约九点多时,我醒了过来,天已经黑了。我看见很多中国士兵摧毁围墙向我们走来。我们这边有人朝他们开了枪,很多士兵倒下了,一时间很安静。我们这边只开了两梭子弹,中国士兵训练有素,一听到枪声就会趴下,所以一部分士兵其实是卧倒了,当然也有人死了。枪声停后不久,中共军人又站起来继续向我们走来。

他们来到我所在的尊者接见信众的大厅门口,向里面扫射了几次,高喊:“里面的人出来!”里面有些人开始投降,向外走去。我躺在地上,一心求死。我想如果我朝那个喊话的人开枪的话,他一定会还击,这样我就可以死掉。于是我在黑暗中摸索枪支,可什么也没摸到。没有枪,我只好向外爬。这时,一个士兵喊道:“站起来!站起来!”我无法站起来,他们就指着罗布林卡正门方向,枪口对着我说:“滚到那边去!”我没有按他们的话去做,而是向达赖喇嘛寝宫旁边的一间政府职员的房间爬去。

政府职员的房间前有两个台阶,我爬不上去,就干脆躺在那里了。大概是流血过多的原因吧,我非常口渴。我就喊:“给我一杯水,给我一杯水……”没有人回应。四周有很多藏人的尸体,我无奈地躺在那里。在黑夜里,中国士兵持枪三人一组,在尸体中间边走边喊话,边走边不停地用脚踢死人。我就躺在尸体中间,没有回应他们的喊话。有个士兵走到我旁边,踢了我一脚便走开了。我就躺在那里过了一夜。

居钦图布丹:早上9钟左右,从甲波日(译注:药王山)附近出来了一百来个解放军士兵,药王山山顶上驻有藏军,他们朝那些士兵开火,使解放军撤了回去。大概早上10点左右,汉人从炮兵营向药王山开炮,打了两个小时,没有间断,整座山上浓烟滚滚。罗多林卡的新军营也向布达拉宫开炮,炮火在布达拉宫宫墙上炸开,大概炮轰了一个多小时,我以为布达拉宫已经完了。后来当炮火停下、浓烟散去之后,药王山已是一片焦土,山顶的所有建筑都被轰平了,而布达拉宫还好好的。新军营的解放军就冲上了一片死寂的药王山。

中午的时候,从罗布林卡方向,跑来二十多个藏人,往然玛岗渡口跑,山下的解放军把他们都打死了。之后又跑来了三十来个人,除了一个趴下没被打死,其余也都被打死了。下午34点钟左右,解放军又开始向罗布林卡开炮。大量的藏人向然玛岗渡口方向跑来,很多人骑着马,这些人都是之前守护罗布林卡的民众,有枪的也不多,枪是三天前从罗布林卡武器库拿的。

然玛岗山下的解放军用机枪朝他们不停扫射。我们在山腰上无法向藏人喊话,告诉他们别往这边跑;如果有手榴弹的话,我们就可以扔下去炸那些解放军,可我们没有手榴弹。我手里的步枪射程很好,我打了19发子弹,无济于事。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骑马的、奔跑的,都跑向渡口方向,被扫射得人仰马翻,罗布林卡和然玛岗之间的那一带堆满了尸体。有的人还是跑到了河边,我们脚下的军人一阵扫射后,人和马倒下在河里,河水慢慢地流,被打死的人和马的尸体堵塞了河道,堵了一阵子后,河水又把尸体冲开,一片红红地裹着尸体淌下去,我当时只觉得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被杀光了吧……

拉萨城内、达赖喇嘛警卫队军营、江孜军营罗布林卡.......炮火连天直到天黑……

五.3月21日-22日


丹巴索巴:321日早晨,中国士兵再次过来,继续搜索活人,继续喊话。结果还真有活人在回应,哈哈哈……我也开始爬动。这些来搜索的人除了士兵以外,还有中共的干部,以前我跟他们见过面。这些干部看到我非常开心,不是因为我们认识,而是因为抓到了我哈哈哈……

他们把我带到罗布林卡正门那边。所有被抓捕的人都集中在那里。他们把俘虏分了类,噶厦工作人员被指定集中到一堆,普通民众分在另一堆。大部分噶厦官员和公务员都被抓了。然后他们用绳子把普通民众捆绑着押走了。见那些民众被押走时我还想:他们会不会把这些藏人拉去枪毙了?会到什么地方去枪毙呢?想这些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恐惧。我们这些噶厦的人留在原地,被很多士兵看守着,稍微动一下,就会遭到殴打。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来了一辆吉普车,把其他人都带走了。可他们没让我上车,我继续留在那里。

由于流血我用衣服裹了伤腿,浸血被太阳晒干后,衣服收得紧紧的,使我痛得厉害。我想把衣服解开,可根本就解不开。其他俘虏都被带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有个叫雪康曲忠的人,他过去是噶厦职员,后来投靠了汉人,替汉人做事。我认识他,就只好叫他:“曲忠啦!曲忠啦!”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说:“他们把我丢在这里,我快要死了……”他就派来了一人,那个人也一句话没有说,背起我送到了夏丹拉康。所有的伤员都在那里面。这间房子可以容纳五六百人,伤员很多,我去时没有空隙地方,满地都是伤员,密密麻麻躺在地上。由于都是战俘,没有救治,满地都是血。当天晚上我就待在那里。

3月22日早晨,送来了一碗茶和一碗糌粑。由于好几天没吃东西,当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糌粑就拌着吃,手也没有洗,满手的血捏在糌粑里,糌粑就像涂了红颜料的朵玛一样**(译注:朵玛,藏传佛教宗教活动中使用的供品)。这手上的血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血,手接触到了满是血污的地板,上面有很多人的血,也只得硬着头皮把糌粑吃了。

吃完饭后,伤员们得到了治疗。受伤严重、当场无法医治的伤员要送医院。来了一辆轻型卡车,车上有几个士兵。士兵们跳下车,把我和另外一个人像扔麻袋似的扔进了卡车,伤口痛得钻心。车行使时晃得厉害,疼痛更加剧烈,我被送到了拉萨人民医院……


采访整理: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098月/2010年8月
                转自:唐丹鸿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http://moments-of-samsara.blogspot.com/2014/03/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