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

唯色:简介中国人权律师为藏人维权案例(一)




12009421日,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布绒朗仁波切(普布泽仁活佛)之前,律师李方平拍摄的法院外的街景。
2为张贴在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人民法院的公告,涉审判布绒朗仁波切(普布泽仁活佛)。


简介中国人权律师为藏人维权案例(一)

/唯色

据我记录的《鼠年雪狮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记》一书记载:21名中国律师愿意为被捕藏民提供法律帮助,在其签名信中说:根据国内有关报道,在藏区‘3•14’事件中已经有数百人被抓捕。作为执业律师,我们希望有关部门严格依照宪法、法律和有关刑事诉讼程序来对待被捕藏民,杜绝刑讯逼供,尊重司法独立,维护法律尊严。我们在此表达对相关案件的严重关注,并愿意为被捕藏民提供法律帮助。但这些联署签名的律师随即被当局严厉警告,不准介入西藏案件。

外界不一定清楚全藏地法治暗无天日、藏人应有的司法保护权被剥夺、无数藏人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审理的状况,也不一定清楚多年来中国的一些真正的法律人艰难帮助藏人维权的事实。正如因那次联署签名而被注销律师执照的人权工作者滕彪所说:在人权、在基本权利的每一个领域,藏人受到的压制都比汉人要严重、更加明显。……对汉人来说,像许志永、刘晓波这一类的案件算是敏感案件,但是如果是藏人的话,所有的案件都是敏感案件。


作为一名记录者的我,在此将自己所了解的一些案例做个简单的介绍:


 

1、张思之律师:2002年为四川省藏区被判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担任辩护律师,但被当局拒绝介入。丹增德勒仁波切现被关押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的川东监狱。

2
、李方平、江天勇律师:20094月为四川省藏区两座尼众寺的布绒朗仁波切担任辩护律师,是2008年西藏事件以来第一起不是由当局指定的辩护律师代理的案件,但在第二次审判中被剥夺了辩护人资格,布绒朗仁波切被判刑八年半。

3
、李方平、江天勇律师:20095月为甘肃省藏区拉卜楞寺僧人久美江措担任辩护律师,在两位律师介入下,久美江措获释。

4
、李方平律师:20097月为甘肃省藏区拉卜楞寺僧人迪克坦开、次成加措担任二审辩护律师,但被当局蛮横拒绝。两位僧人是因参加20083月的抗议而被判无期徒刑和15年重刑,目前还在监狱服刑,但得知消息说因遭虐待身体致残。

5
、李敦勇律师:20097月为青海省藏区因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而被判刑6年的当知项欠担任辩护律师,并在西宁看守所与当知项欠有一次会面。但是青海省司法部门与北京司法局联合施加压力,不允许他介入此案,称只能由本地律师办理。

6
、常伯阳律师 20102月为青海省藏区因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被判刑6年的当知项欠担任辩护律师,前往西宁,但无法见到当知项欠,且受到当局警告,如果不放弃此案,其律师事务所将被关闭。

7
、浦志强、李会清律师:20105月为西藏自治区藏人、商人、环保人、慈善家嘎玛桑珠担任辩护律师,但这个案件是被当局政治化的惊天冤案,嘎玛桑珠被判15年重刑,如今在新疆沙雅监狱服刑。

8
、李方平律师:201010月为著名藏人作家、青海省人民出版社编辑扎加(学东)担任辩护律师。当年4月,扎加在西宁被捕,深陷囹圄半年后获取保候审。

9
、滕彪、郑建伟律师:2011年初,原本为四川省藏区阿坝县民族中学教师,藏文杂志《时代的我》主编达瓦担任辩护律师,但滕彪在中国当局打压茉莉花风波中被秘密关押七十天、郑建伟律师被司法局强令解除委托。

10
、王亚军、张凯律师:20127月,原本为第四次被捕、被定罪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的甘肃省藏区拉卜楞寺僧人久美江措担任辩护律师,但被当局拒绝介入。

鉴于节目时间限制,我将在下期继续介绍中国人权律师为受到不公正司法对待的藏人行使律师权利的事例。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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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自:看不见的西藏·唯色博客


2013年12月30日星期一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9: 家族联盟

黄士可知道对面那个从瑞士飞来、不露声色的年轻人是总理陆浩然的秘密义子。他到底是哪国国籍谁也说不清,据说不同的护照有好多本。会所四十位董事清一色是男性,半月一次在会所碰面,决策大事。黄士可对每个董事有什么养生偏好、饮食禁忌、喜欢哪种酒什么茶都清楚,但是对每个人的真正底细只能猜个大概。
沈迪正在向董事会汇报查找“深喉”的情况。看得出他做了充分准备,讲得条理分明,细节详实,但是直到最后也没说出“深喉”到底是什么人,那些详实对于董事们就等于是浪费了时间。
“你说那个‘二神’喉咙被血堵了,吐字不清,总也是吐出了字吧?” 老爷子明显对沈迪不满。 “到底是哪几个字,说出来给我听听,我帮你判断那个‘深喉’到底是谁,或者是谁的人!”
老爷子年届七十,身体不好,最近的董事会已经不太参加,正在安排小儿子逐步接班。这次他跟着小儿子一块来,就是冲着要知道“深喉”是谁。沈迪不说名字他怎能善罢甘休?
老爷子虽无政界职务,却被奉为红二代的大哥大。所谓红二代指的是中共打江山那批元老的儿女。父辈九死一生打出中共红色王朝,建朝时个个封了部长或将军。中国文化有“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共产党明面上没有世袭制度,但这国家凡有好处的地方就少不了红二代的身影。老爷子越老形象越像他爸。他爸在世时是中共元老之一,连邓小平都得忌惮。不知是刻意模仿还是基因趋同,老爷子的身材、发型、穿着,连拿的手杖都跟他爸一样。人们都说仿佛看到他爸从棺材里走出来一样。当年中共元老快到寿限时做出了向自己后代交权的秘密决定,红二代们都争相奔上仕途,老爷子却选择了弃官经商。几十年变魔术般反复倒手,把数不清的国家资产神鬼难辨地划到了自己名下。当走仕途的红二代们纷纷面临退休让位之时,他却成了一个庞大金钱帝国的太上皇。
老爷子在董事会一直是老大做派,呼来喝去,连其他董事都让着他,更别说沈迪。沈迪谦卑地前倾身体,斟酌着词句对老爷子小心翼翼地解释。
“……因为是在事故现场,他说出名字时没有录音,只能靠听到的施工员模仿。在现场听他说出名字的两个施工员回来模仿的却不一样,无法确定哪个准确。这是天大的事,任何错误牵连都是了不得的,不敢造次。我们现在正在全力分析线索,希望尽快得出确定结论,立刻向董事会报告。”
老爷子不耐烦,枯瘦手指举在齐眉位置向前晃动,好像是要隔空点在沈迪的脑门上。
“我要你现在就说!不就是两个人说了两个名吗?你说出来,我一听就知道哪个是真的!”
面对老爷子,沈迪喉头发紧,说话不自觉有点磕巴。“问题是现在得到的两、两个名字,都不是确有其人,只能在发音相近的名字中去、去找,范围扩大了很多,牵连也会扩大很多……”他的额头增加了反光,不是汗珠,是微汗,却不是热出来的。黄士可还是头一次看到沈迪紧张。以往他眼中的沈迪总是对什么都脸不变色。其他董事皆冷眼旁观。
老爷子一条腿架在椅子扶手上,脸上深陷的褶皱突出了表情的不屑。“那你也得说啊!说啊!相近的名字有多少说多少,我来给你认,逃不过我的法眼!快说!”
沈迪失语般地嘴动了几次,就是发不出声音,最后向老爷子鞠了个日本式的深躬。“抱歉,按照专业原则,我实在不能说,也不敢说……”
“专业个屁!”还没被人当面拒绝过的老爷子拉下脸,手拍在桌上,旁边的茶杯盖叮当跳。“有什么了不得!天大的问题,什么事在这里不能摆平!你丫死扛着不说,是不是扯上了哪个掌权大人物?”
黄士可听得出老爷子话中有话。他之所以亲自出马,就是因为从开始就怀疑“深喉”出自他的对头,那些“窃国猜想”什么的都是冲他而来。知道了“深喉”是什么人,循着官场的人事脉络就能摸到后台是哪个。而老爷子说的“掌权大人物”,在场人都猜得到正是指的当今中纪委书记。
前任中纪委书记在任上病逝,继任新书记是一个有口皆碑的清官。新书记原本就对红二代不满,借着上任三把火,先拿老爷子属下一个公司开刀。那公司在长江支流抢占水电坝址时同时对河两岸的土地下手,不但强占了大片农民土地,还把原本已被官二代圈了的土地一并吃掉。中纪委指挥不动公安,就以那公司总经理是党员为由对其进行双规。为挖出可以指证老爷子的材料,在审问时严刑逼供,没想到总经理不禁折腾发病猝死。老爷子为此大闹中纪委。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中纪委干脆指控老爷子属下多个公司以同样手段占地,是利用中央绝密信息,要在土地私有化时大捞一把,矛头明指是老爷子的统一部署。双方角力达到白热化。搞得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责令老爷子不再追究总经理之死,中纪委也不再追究老爷子违纪,才算暂时休战。
这是一个危机。虽然直接发生矛盾的只是老爷子和中纪委书记,但因为二人身份都有代表性,预示着可能扩展为红色家族和官员家族之间的矛盾,那就麻烦了,连会所本身都会受影响,因为会所正是这两方家族组成的。
红色家族目前的主力是红二代,他们自认为血统纯正,其父辈是中共术语称的“长征干部”,连中共中期的“抗日干部”都不被接纳,至于中共全面夺权时期的“解放干部”,在红二代眼中就是跟着潮流摘果实的。然而那么小的圈子不可能统治这么大的中国,中国有着世界最大的权力机器,哪怕每个“长征干部”生一百个儿子都不够用。官场大多数职位还是由跟红色血统无关的官僚掌握。
在红二代眼中,那些父辈没打过江山、血统中没有红色基因、通过各种方式掌握权力的官员,本质上都是喝他们父辈血的寄生虫。不仅寄生,还是蛀虫,时时刻刻蛀蚀和毁坏着红色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江山。烈士的血跟他们无关,因此他们只把江山当做可以窃取变卖、中饱私囊的物品,从中捞取个人利益。在心里,红二代对这种官员的敌视甚至超过对当年的敌人,因为他们明明只是家奴,捞的却比主人还多。但是红二代又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他们除了人数少,也跟化作了黄土青烟的父辈一样战胜不了时间之敌,都不可阻挡地走入晚年。虽然野心照旧,邓小平的换届机制却让他们必须退休。眼下除了最高位置还属于红二代,其他层次的红二代基本都已让位。红三代虽然被抓紧栽培,毕竟年轻,官场阶梯上还有相当距离需要攀爬,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红二代和红三代之间的空档,权力都会落到官员手中。红二代要想继续影响权力,保障利益,给红三代铺垫前程,只能与掌权的官员结盟。
这个会所就是结盟的枢纽。北京有成百上千个各种会所。这个会所看似没什么特别,不比其他会所更奢华,却比所有会所加在一块都更有权势。 每位董事代表若干会员,每个会员的背后是一个正在掌握或曾经掌握中国大权的家族。已经退出官场的红二代不忌讳亲自出马,正在掌权的官员则小心翼翼,由“官二代”或是“义子”出面。

旁白(官二代和义子)

“家族”和“家族联盟”都是私下说法,在公开场合,中共从不承认这种家族存在,只有冠冕堂皇的党和政府。家族不打名号,家族联盟也是无形。这些家族各有实力范围,虽然也竞争,更多是合作。他们明白最大的利益不是从对方钱柜去抢,而是合作从国库往外拿。对于获得财富,权力比什么都好使。权力终身制时有权就有一切,不太需要敛财。当权力变成按届轮换,财富却不换届,就比权力有了更大吸引力。敛财就成了掌权的首要目标,中共必然腐败就在这里。权力过期作废,得到权力就必须敛财。
官员不能像红二代那么肆无忌惮,他们既要敛财,又要让人说不出,抓不住。怎么能让敛财和权力看似没关系,又能相得益彰呢?家族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权者不需要自己出手,而是让子女亲友去经商。当全民都搞“市场经济”时,做生意总不犯法吧?那么谁想给权力好处,就跟家族做生意吧。那其实就是用生意的名义给好处,开绿灯,送项目,下订单……权力家族在生意旗号下坐收滚滚而来的好处。而有野心在仕途不断往高爬的高官则会做得更隐秘。他们除了自己不能有把柄,连子女都不能有毛病,培养“义子”就成了一个方法。
“义子”一般是从穷人家考上名牌大学的孩子中选,早早资助,为其安排前程,换取感恩戴德。待到考验成熟再安排重任,投身商界、进国企或派放国外。因为从开始就避免外界知道义子关系,高官给其提供便利、投资拨款、承包项目、发放贷款等就无需忌讳,只当公事。别说义子教育优异能力超群,任何人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本和得天独厚的机会也一定能挣大钱。义子总是把盈利的大头留给义父,秘密安全地存在海外银行。这种义子不是儿子,胜似儿子。
权力家族单干发的财在一般人眼里已是天文数字,但是对家族而言,以权力发财仅停留在权钱交易就太低档了,兴风作浪操纵市场也是小菜,要用权力在国家层面做局,才能玩出最大的游戏。而这样的游戏必须靠权力之间配合。家族联盟的作用就在这里。
不过,除了这个会所和隔壁的保安公司,家族联盟自身并无实体。官员们——不管是在任的还是退位的,都不会显露和会所有关系。他们相互间也不会提及,每人都好像不知道有联盟存在。但一切通过义子和官二代操作,只要是在会所董事会达成的决议,官员们各自该办什么办什么,配合得天衣无缝。没人知道那是碰巧,还是他们心照不宣。
权力玩到这种份上,整个国家就是囊中之物。单有民间身份,再大本事也富不过权力。中国那些上了排行榜的富豪往往不真。市场上的生意大都在北京之外做,最有钱的主却都深藏京城。二者区别只是没权的人愿意炫富,有权的人精于藏富而已。

红二代在董事会中虽然强势,却是少数,多数董事是官二代。红二代和官二代在年龄上整差一代,前者普遍六十多,后者大都四十上下。黄士可比较喜欢官二代,他们大都受过海外教育,为人虽然冷漠,却有教养,有知识,又相对低调。而红卫兵出身的红二代,给人印象就像是在街头拎着棍子晃的横主,黄士可总是想躲他们远点。
黄士可年龄和红二代相仿,却不是红二代,也不是官二代。以他曾当到的福建副省长,在会所只是排不上的小官。他是以福建帮帮主身份当上董事的。福建帮是家族联盟中唯一缺少直接权力背景的成员,除了黄士可勉强算权力集团的人,主要是因为福建帮的财力大到了权力也需借助的份上。
老爷子从训斥沈迪转到了指骂不在现场的对手:“……想整谁啊?别以为给你个官就牛逼。当官是让你为人民服务的!老子没官,老子是人民,搞清楚你是为老子服务的!”老爷子用的是文革年代的语言和逻辑,内容早已更换到九霄云外,他以此骂发出红二代对官员的不满——要明白谁是主子,谁是奴才。
怎么骂中纪委书记跟沈迪都没有关系,但是当老爷子下令解雇他时就慌了。沈迪眼光搜寻着黄士可。眼光中的神色是求黄士可帮忙解围。面对老爷子的颐指气使,其他董事都避免出头,如果不马上扭转局面,沈迪被解雇就可能成真。
沈迪这次的表现让黄士可刮目,原来一直把沈迪看成投机者,有奶便是娘,没想到他会有这种骨气,老爷子如此施压仍坚持专业精神,面临解雇也不说名字(哪知道沈迪根本没有名字)。最初也想知道深喉是谁的董事们,看到老爷子把矛头直指中纪委书记乃至官二代,也变得谨慎起来,担心联盟分裂造成更大损害,不如慎重为妙。
沈迪的眼光向桌下示意,没人看出那是传递信号,但黄士可心领神会。椭圆会议桌的每个座位对应位置,都有一个安装在桌下的按钮。黄士可把两手放在桌上,避免有人看出,然后蜷腿抬起,用膝盖按了那个按钮。
上方的大屏幕跳出个歪戴棒球帽的卡通娃娃,滑稽地反复举手。那是要求表决的图形。在董事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按桌下按钮要求对正在讨论的议题进行表决。多数董事显然松了一口气,老爷子的闹场弄得大家都不舒服,需要有个解决。卡通娃娃的形象缓解紧张气氛。屏幕接着跳出另一个娃娃举手,那是有人按钮表示附议。几个娃娃先后跳出。卡通音乐响起,表示附议人数达到。大屏幕上出现动画摇彩机,五彩球绚丽翻涌,随机跳出的彩球组成号码,坐在该号码位置上的董事即是表决主持人。
表决题目由主持人拟定。他聪明地绕过老爷子解雇沈迪的发飙, 把表决议题定为“是否要求沈迪说出尚不确切的名字”。每个座位前的厚桌沿有个可放进一只手的椭圆洞,里面三个钮——左“赞成”,中“弃权”,右“否决”,其他人看不到按的是哪个。沈迪曾向黄士可保证,绝不像官方表决系统那样哪个座位按哪个钮都被暗中记录,这套表决系统绝对保证真的匿名。“这里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沈迪说出“民主”二字时意味深长。
这种表决需要的时间也很少,大屏幕展现的表决界面根据按钮情况统计,即刻显示正反票数和所占比例,不发生争议,或者说也无法争议,因为完全没有人为操作,便没有作弊可能。即便是老爷子,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最终表决结果后也不再做声。论嗓门,董事会里没人比他大,论吵架,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论投票他就跟大家一样了。表决结果是超过三分之二多数否定了让沈迪现在就说名字。这等于当众给了老爷子一个耳光。不过老爷子这时反而很平静,晃着架在老板椅扶手上的腿,嘬起嘴唇吹不成调的口哨。他平时的骄横是一种先声夺人的手段,真到了行不通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收起。多年在江湖的历练,使他收发自如的本事非同一般。会所的规则是表决结果即为最后也是最高的决定,无人可以违背,否则就意味与家族联盟决裂。联盟依据规则,规则是联盟的生命。
老爷子当然不会为这点事和联盟决裂。他似乎立刻忘了刚才的争执,像老人那样敲着腿说老骨头要去蒸个桑拿。沈迪马上用对讲机通知桑拿室准备,服务员前来伺候,自己上前搀扶老爷子。老爷子没有对沈迪的殷勤领情,伸手捏住沈迪耳朵,轻声——却让会场的人都听得见——说:“告诉他,的确没查出他有什么事,但是除了他和他老婆,跟他有关的每个人——记住,每个人——个个有事,材料都在我手里。他要不想当个没亲没故没心没肺的孤家寡人,就放明白点!”
沈迪的表情哭笑不得,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被老爷子当成了能传这种话的人。老爷子撂的话当然还是对着中纪委书记,可是沈迪跟那个包公似的中纪委书记边都沾不上。他试图辩解,又不能直说,因为老爷子也没点名。他只能做出被错怪了的小辈模样说:“我哪传得上话啊,我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跟随拄着手杖昂首挺胸的老爷子离开会场。
黄士可戒烟多年,每到赌赢时还会产生抽烟渴望。让红二代尤其是老爷子瘪茄子总是让他感到过瘾。曾有个官场文人写文称“民主是个好东西”,黄士可深以为然。骄横的红二代和矫情的官二代能结盟,靠的不就是刚刚表决体现的民主?没有民主,谁能对付得了老爷子那种红卫兵?官二代那些留洋的小白脸也早会拂袖而去,注定两败俱伤。会所功能很大一部分是摆平家族间的关系,别的相互可以不服,却都遵守表决结果,这就是民主之好。这绝非是哪个文人的新发现,公司要有董事会,董事会要表决,已经搞了上百年,不是新鲜事。社会上的人听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以为要给他们民主了,真是坎大猪(闽南话:傻瓜)。民主只是对上层集团好,家族联盟就是中国的董事会,哪个公司能让下面的人搞民主呢?要是老百姓也有这种民主,中国早就乱套了!
老爷子闹场耽误了半小时。下一议题是董事会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对话。为了表示对中办副主任被晾在等候室的歉意,他被请进时董事会全体起立致意。这时的董事会又成为一个整体,分歧撂下,保持一致面对中央。
这是很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正在中央当权的家族也在家族联盟中, 利益跟家族联盟一致;另一方面,中央是党的,党不能只谈利益,必须有国家和人民做门面。中办副主任前来董事会,作用如公司的法律顾问,要把董事会的决策和党的门面统一起来。门面与利益是中共权力的一体两面。二者有时矛盾,但归根结底为的是利益,要解决的只是怎样才能在得到利益的同时保持门面,最妙的是还能用门面促进利益。
在土地私有化中,“历史使用者”正是这样一个既有利益又有门面、门面促进利益的宝贝。既然家族联盟最先知道内幕——不,不是知道,是他们为自己量身定制。土地私有化的决定由他们做出,他们用掌握的国家权力去拿国家土地使用权,岂不像拿自家东西一样简单。拿到使用权就获得“历史使用者”身份,土地私有化时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成为土地主人。而“历史使用者”却是打着照顾民众的名义,理直气壮,没人挑得出毛病。
不过到这步只是一半。家族拿到土地尽管便宜,却不是为了当地主,而是为了卖高价,只有把到手的地卖出去游戏才算完整,也才算大功告成,所以卖地是关键。中办副主任担心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反对把土地卖给外国人,董事会表示这一点没商量——土地只有卖给外国人,才可以吸引全球热钱,把土地价格炒上去。如果没有国际参与,不成了自己玩自己,去赚谁的钱?副主任当然明白这一点,他要的是时间缓一下,至少在土地私有化起始阶段不能让外国人参与。即便以往已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外国人也不给“历史使用者”身份,保持中外有别,而且严厉执行,才能安抚民族主义情绪,避免反对势力借机搞事。等土地私有化全部完成后,时间冲淡民族情绪,那时以私有化后个人产权自主的名义,再对外国人开放土地市场,就跟政府没关系了。
董事会很快同意了副主任的建议,除了的确需要缓和民族主义,董事会成员也是一眼就看到这又是一个宝贝。在中国开放的早期,大量好地段的使用权都被外资买走,现在皆成了价值最高的黄金宝地。限制外国人成为“历史使用者”,会逼得老外为得到“历史使用者”的优惠寻求中国合作者,各家族便可以趁机插手了。这简直是门面促进利益的典范。董事们对不动声色的副主任心生好感。
董事会与副主任之间对下一个议题争论的时间比较长。中央要求土地私有化后不能立刻交易,必须设置缓冲时间。这一点董事会不反对,太早买卖也不利于培育市场,关键在限制多长时间,前面说到的土地何时可以卖给外国人,也与此有关。副主任提出限制交易的时间为土地正式买下后的两年。他没有具体解释,但是在座的都明白,这届中央离换届还有三年,明摆着是不想自己任内承担土地私有化可能出现的问题。
董事会坚决反对限制时间这么久。只有目前正在任上的当权者需要考虑换届保平安,多数家族是以前各届的退位元老,已跟换届无关,尽早把土地卖出去,换成手中钱才是平安。董事会对本届当权者只考虑换届平安的态度表示不满。下一步土地私有化要通过党的决策程序,以及人大的立法程序,虽说都是走形式,也得半年时间。待法律公布后正式开始买地的过程,再加两年的限制,基本就到换届当口了,明摆着是要把卖地阶段推给下届政府。然而换届后的新政府刚上台需要布局与磨合,且不能稳下心来做事呢。尤其是他们的任期刚开始,更不敢冒险。因此卖地阶段必须在本届政府任其内完成,本届政府不能躲,而是要负起责任,要对卖地保驾护航到底。
当然,董事会与副主任争论时不会讲得这么直白,大面上还是用党的语言,但是双方心里都会明白对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最后双方妥协在土地正式买下后一年即可出售。副主任表示回去汇报后,由中央最后决定。
黄士可知道,“中央”两个字听起来大,老百姓会觉得不得了,但是对家族联盟而言,无非是联盟中间的几个人在这段时间去掌权罢了。中央是眼下一届,这个会所却是开国至今历届掌权者家族的集合,因此冠冕堂皇的“中央决定”,其实还得跟这里保持一致。董事们清楚自己才是真正掌握中国的人,说事儿都如主宰天下,似乎中国只是摆在眼前的蛋糕,讨论的只是横着切还是竖着切。
副主任明白唱高调的方式在这里没有用,也没好效果,不如实实在在。他提到中央时并无居高临下的态度,是用商量甚至请求的口吻,希望家族联盟在今后两年多帮助中央稳定局面,直到换届。董事会提出的交换是,本届政府在换届前务必保证中国的盛世局面,至少要让世界这样相信这一点,看好中国的前景,这是重中之重。确保这一点,私有化后的土地入市交易时,国际资本才会抱着升值期望争相进入,炒作提价才有可能。本届政府对此必须负责到底。至于换届之后如何,没有人谈。
黄士可一生做了不少大买卖,但跟这次比都是小巫见大巫。赚钱是简单的算术——投入乘以利润率,如果注定只赚不赔,赚多少钱就取决于投多少钱。黄士可除了要把自己的钱都投入,还要让身边想跟着他发财的人都拿钱。他承诺两年翻倍返还,相当于百分之五十的年利率对谁都是大喜过望,但黄士可相信利润会是本金的十倍。一向精于计算的他都有点想不明白会有多少钱滚到自己名下了。他读书不多,却看不起顶着大头衔的经济学家们,搞得那么复杂深奥,满口术语,让外行人害怕,其实真正的经济就是这一小圈人翻云覆雨。进到核心,就这么简单。
送走中办副主任。董事会继续。因为拖延了时间,这次免了餐厅的正式晚餐,改成边吃边开会的工作餐。每人从桌沿拉出小型触摸屏,上面显示点餐菜单。高端会所的基本功之一是菜单个人化,根据个人以前点餐记录和健康档案,推给每个人的菜单都是针对个人身体状况和口味爱好的。点选结果即刻传进厨房。服务生推车给每个座位送一个托盘,餐具和食物都在上面,把打扰时间缩到最短。多数董事点的都是养生食物,简单,少量,基本不烹制。在这个层次,口腹之欲趋于简单,排场也成了多余。
沈迪轻手轻脚进入会场。为防止窃听,与会者不许带手机,会议期间与外界联络的唯一管道是沈迪。没有紧急情况他不会进来。沈迪这回不看黄士可,带来的消息是:成都一处被工人占领的国有老厂,今天武警清场时开枪,目前估计死亡上百人,也许会更多,因为行动还在继续中。沈迪打断会议,当然不是为了讲一个新闻,一定和在座的有关。黄士可端起茶杯放在嘴前,生怕露出的笑容被人看到。
随着沈迪操作,大屏幕先放出各家族土地项目分布地图,成都部分被放大,出事工厂的标记显示出那是福建帮正在着手的项目。众人把目光投向黄士可。黄士可显出惊愕之情,呛了一样把茶叶吐进茶杯,连连咳嗽。福建帮所做的家族联盟都在做,但是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世界会为之震惊,家族联盟所需要的中国盛世形象会被破坏,这关系到对未来土地升值的预期。董事们纷纷对黄士可表达不满,有的言语激烈。他们一直看不起福建土财主的行事风格。但是不满归不满,却不能不管,如果不及时控制住事态,扩散出去,预期的损害就会变成现实,大家一块受损。
黄士可对董事们连连作揖,检讨道歉,心中却是暗喜。这正是他期望的效果。虽然开枪死那么多人是事先没料到的,但问题严重了也并非坏事,正因为严重,才能把家族联盟牢牢绑在自己的车上。而只要家族联盟出手,整个国家的维稳机器都会转起来,反而就会不那么严重,甚至会变得了无痕迹。这就是为什么搞事就要搞大事!至于挨骂和磕头,相比价值几十亿的土地到手,又算得了什么?

(http://wanglixiong.com/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9: 家族联盟 )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8: 台湾不粘锅


又一种新型禽流感波及北半球。中国大陆的感染者死了数千人。虽然台湾严防死守,发病率还不高,但是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搞得人人自危。台北的大街小巷,几乎所有面孔上都捂着口罩。藏身在这种口罩海洋,对李克明进行跟踪十分有利。随着口罩市场竞争,厂商纷纷搞花样翻新。李克明的背包里装了十几个不同样式和颜色的口罩,时时轮换,至今他跟踪欧阳中华已是第十三天,没被觉察,口罩功不可没。
相反,欧阳中华在哪都不戴口罩。他是不随大流的人,愿意表现特立独行。戴口罩的人越多他越不戴。不过他说的没错:人们都把流感病毒捂在自己口罩里,外面空气就成了最干净的。
李克明和欧阳中华都是《黄祸》中的人物。二人那时没有交点。《黄祸》里欧阳中华是“绿色拯救协会”的领导者,他建立的生存基地在中国崩溃后成为保存文明和人才的绿洲,他自己则成了新的统治者。李克明在《黄祸》中被栽赃为杀害中共总书记的凶手,投奔南方自治联盟与北京作战,中国崩溃后在俄国远东率领保护中国难民的游击队,最终死于日本间谍的阴谋。
在本书,欧阳中华仍然是民间活动人士,只是从绿色运动转到社会治理领域,成立了简称“村治会”的“村庄治理促进会”。从这个名称可以看出他低姿态,不再有“绿色拯救协会”的那种舍我其谁。但是这转向并不意味他改变了初衷,而是他认识到靠改变人心的绿色运动本质类似宗教,各大宗教努力了数千年,人性却未曾改变,因此实现绿色理想的根本应该转到社会机制,宁肯相信人性贪婪,建立对人性的节制,又不违背自由民主的原则。立足多数选票的代议制民主最大程度地纵容贪婪。人类迄今尚无现成模式。欧阳中华要做的,就是找到并建立一种能让人类摆脱物质主义的社会机制。他虽然只是从中国农村做起,目标是把整个世界看做一个地球村。从这个角度,低调的“村治会”其实埋设着全球治理的最高调。
本书既然未发生对中共总书记的暗杀,李克明的人生就没有被推上另一条路。他在三峡大坝公安局任职时,因为破获了企图背负高爆炸药潜水到大坝泄洪洞内引爆的东突圣战行动,立了大功,被调进正在网罗人才的公安部反恐局,从外省警员直接跃入中国警察系统的核心。不过他没有就此飞黄腾达,已经四十五岁,仍然是个没有官位的专业人。自视天下第一且不会掩藏的人注定不能在官场混,何况当官首先得不怕在官场摸爬滚打的污脏,李克明却唯恐避之不及。他的兴趣只在破案,每天都盼望发生大案让他破。不过他知道大案往往是在第一线挖掘出来的,所以虽然身为资深警官,仍然愿意执行跟踪任务。这次跟踪欧阳中华并非是李克明的分管范围。前段没活儿在办公室坐得腻烦,他听到负责监控民间社团的老友说调不出合适人出台湾这趟差,便主动表示愿意用休假时间帮忙。他还从未有机会到台湾。
在中国,社会活动者都会被监控,欧阳中华也不例外。当局对体制外的有组织力量一向高度防范,NGO被当做眼中钉,只是碍于NGO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无法完全取缔。欧阳原本搞的绿色运动被划归环保领域,敏感度低一些,转到村民自治,敏感度虽有提高,也还在容许度之内,他受怀疑的主要是为什么转向?他在环保领域已经奠定了领袖地位,被国际当做中国民间的代表人物,人脉和资金都相当雄厚,本可以坐收名利,享受风光,为什么会突然放弃,转到无人看好、被公认陷入了胶着的村民自治呢?监控他的部门一直找不到合理答案。
对欧阳邮件的监控得知这次他要到台湾谈中国社会的转型研究,被认为是一个可能抓住他马脚的时机。以前他在国内只说村民自治,不提中国转型,这次到台湾应该会暴露真实想法,因此有关部门决定对他的台湾行全程监控,记录他在台湾的行踪、所见之人,每个电话的内容,以及尽可能窃听其谈话。利用现代设备,做到这些的难度不大,难的是不像在国内可以由多人分担,只能一人独力,不仅要盯下全程,还得确保不被发觉,因此必须有经验的资深警官才可承担。正是上面的这种考虑让李克明如愿揽到了这个差事,而且不需要用他的假期,通过部里协调把他从反恐局临时借调出来。
欧阳中华喜欢走路,不打车也不乘捷运。李克明也是驴友,爱好远足和爬山,反而喜欢跟踪走路的对象。全球化时代,哪儿的人服装都差不多。李克明的一身休闲装经过精心选择,单看够档次,混进人群却难被记认——有经验的跟踪者要就是这个。他的中等身材和中年形象也是普通的。至于他自己独特的气质——在基层当警察练就的敏捷,历练江湖的潇洒和成熟男人的冷静,只有近身接触时才能被人感受。
欧阳中华跟李克明岁数差不多,看上去却年轻不少,除了保养精心,也在跟李克明要在无形中抹掉个性相反,他是处处在无形中凸显独特。他的着装单看毫不夸张,一进人群就会夺目。他留艺术家的长发,瘦削脸上连鬓胡茬修剪有型,恰到好处地显出男性刚毅,又仍然年轻干净,中等偏高的身材被体育塑型,面对面时却能感受到思想者的深沉……写下这几句我自己都觉得可笑,按过去的说法是高大全,按网络语言是高富帅。不过就算我的描写比较俗,欧阳中华的确是如此。在台北人头攒动的大街上,远远跟在后面的李克明总是一眼就能找到他,绝对的鹤立鸡群。
李克明是从用眼睛和脚跟踪目标的年代过来的,利用手机定位的跟踪对他就跟玩一样:通过窃听对方手机,随时提前了解其行动安排;全部通话内容自动录音存储;把木马程序植入对方手机,等于在对方身上装了窃听器,只要不隔太厚衣服或箱包就能听录。尤其让跟踪者解放的,是再不必像以往那样死盯着目标,生怕跟丢。手机定位的误差不超过几米,尽可以观景看热闹,再按定位追上目标,绝不会丢掉。跟着欧阳中华这种有品的免费导游,出入皆是有特色或特高档的场合,简直比休假还好,花着公款吃喝玩,哪怕是自己专程来旅游,也会要么找不到要么玩不起。让李克明遗憾的只是这种场合不能把老婆孩子带在身边。
中国其他方面尚不算先进,监控设备却是全球首屈一指。李克明用的装置被内部人昵称“狗六”(第六代探测狗),看上去就像大一点的手机或小一点的平板电脑,拿在手里不引人注意,功能却比过去一个机房的设备都全。可以同时监听五十个手机号码,记录内容,甄别语音,对比关键词、操控植入的木马等,并将手机的所有活动,包括上网、拍照、文字处理等下载存档。
《黄祸》写于二十多年前,我在那时想象的故事时间是公元两千年初。这本书若是以眼下为起点(其实还要过几年),也晚了十多年。科技时代相差十多年会有很多不同。眼下的科技与《黄祸》所写最不同的就是手机和互联网。写《黄祸》时我对二者还都未曾听闻,此时却是几乎人人使用,无所不在。即使在台北街头,连网手机也能让欧阳中华看到西藏大山里的藏传佛教寺院,陈盼在那边移动笔记本电脑,给他看周围环境。
跟台北半冷不冷的冬日阴天不同,藏地阳光灿烂,湛蓝天空没有一丝云,大山覆盖白雪,河水奔流不冻,五彩经幡风中飘扬。陈盼把对着窗外的笔记本电脑转向室内,摄像头移过之处,阳光照在铺满一地的藏毯上,投影出藏窗花格。四壁挂满唐卡,佛台上供着大小佛像,排列酥油灯和供水碗。满目是浓重色彩,却是艳丽不俗。炭火炉上的铜壶在阳光下亮晃晃,壶口热气缭绕。一个披着绛红色袈裟的喇嘛盘腿坐在垫上,对着摄像头向欧阳中华招手,用生硬汉语笑着说“你好”。他的面相慈悲可亲,让人亲近。
陈盼的画外音问欧阳:“认出堪布丹增了吗?上次咱们一起见的。这是康瓦寺的小经堂。”
李克明从“狗六”能同步看到欧阳手机显示的画面。画面时有卡顿,动辄变形,应该是因为藏地网络信号不好。堪布丹增四十出头,面相饱满,宽厚嘴唇有点像黑人,下垂的双耳却像壁画上的佛菩萨。藏传佛教的堪布是经多年修习达到精深造诣后才可达到的学位,僧侣和信众皆将其视为掌握佛法的上师。坐落在贡觉县拉松村的康瓦寺虽是一个只有数十僧人的格鲁派小寺,却有崇高威望,香火旺盛。堪布丹增是康瓦寺的主持,方圆几百里的百姓被堪布丹增的学问、品德和名声所吸引。
一个藏族姑娘随电脑移动进入画面。她身材不高,但是在堪布丹增身边还是尽量弯腰,典型的藏人对高僧的姿态。陈盼声音介绍:“这是卓玛,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被我请来做翻译。堪布丹增的汉语水平跟我的藏语水平差不多。”
欧阳接话:“我知道你的藏语水平跟胡锦涛差不多,就是一个‘扎西德勒’。”他们两个笑,卓玛也笑。堪布丹增虽然笑,看得出没有全听明白,他能听懂的汉语有限。
陈盼在工作上是欧阳中华的助手,从做绿色运动时就跟随欧阳。二人同时也是恋人,在《黄祸》一书即是这种关系。外人看,他们如金童玉女天生一对。此刻,二人都比《黄祸》的年龄大了十岁,欧阳中华四十六,陈盼三十九,仍未结婚。他们是那种无意成家的现代都市人,男女关系重要却不主要,类似人得穿衣服,但是不穿也能活那样。
早上李克明透过门镜看到有女人离开欧阳房间。“狗六”能同步拿到欧阳的行程和订单,他总是想法订到和欧阳相邻的旅馆房间。在台湾十几天,已经看到三个跟欧阳过夜的女人,还有两个没过夜但上了床,有文青有博士,也有人妻。台湾女人看上去挺规矩,不过却没有让欧阳碰钉子的。李克明对欧阳这本事颇为不可思议,他自己绝不会有如此信心,更不能做到百发百中。他甚至好奇地从部里资料库调了以往监控欧阳的记录,却没找到相关内容。这方面的臭事一直是监控重点,若有不可能不被发现。李克明不得不更佩服欧阳,这显示他超有自制力,知道在国内被监控,就能让自己做成个圣人。不过他以为出了国境就可以放纵,仍然图样图森破。没错,他换上了台湾本地电话卡,但是手机设备号照样可以捕捉,即使换了新手机,只需用“狗六”发出的隐形射线瞄准,他打第一通电话的瞬间,新手机和新号码就会被拿到。
欧阳在台湾搞女人会被记录存档,不过李克明不认为有多大杀伤力。人家是单身,钻石王老五,愿意睡多少个女人是人家自由,除了对不起陈盼,谁都不欠。不过欧阳的花心并不影响他对陈盼的亲密,他们每天都在网上通话。李克明听得出欧阳真心爱陈盼,睡台湾女人只是换个口味尝鲜,也是在大陆装久了圣人需要释放。从男人角度,李克明能理解,自己走在台北街头也总扫美女,只是有色心没色胆罢了。他对陈盼和欧阳的通话本不太关注,以为陈盼去藏区只是旅游,但是陈盼提到了给堪布丹增笔记本电脑,以后可以随时举行网络会议,卓玛可以在第三地翻译,这样解决了交流障碍,拉松村的试点就可以立项……“立项”、“试点”、“网络会议”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词,加上藏区和寺院,敏感度一下飙升。李克明给这段录音加上关注标志,那在随后会成为审查阶段的引导。堪布丹增、包括翻译女孩卓玛也会进入名单,需要的话会被调查乃至监控。线索就是这样一圈一圈扩大的。按照六度理论全世界都能连在一起。唯一的限制因素只是处理能力,而现代技术正好可以帮大忙。
不过李克明又把堪布丹增和翻译女孩的关注标记从三颗星变成一颗星,因为欧阳中华随后的反应显示只是陈盼一头热,应该不会有后续。虽然欧阳对着镜头始终表现热情,不时回应“好啊”、“太棒了”,但是他中间用英语向卓玛提问,在确定她不具备英语听力后,便用英语告诉陈盼别当真,他同意她跑这一趟,目的不是立项,是知道她一直盼望看冬天的藏区,想让她借机玩玩。从项目角度,他根本不看好那里。虽然康瓦寺是堪布丹增说了算,但是宗教的核心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本质和民主相悖,因此在寺院进行民主实验是悖论,基础就是错的,结果也不会有参考价值。现在十六号的钱停了,项目不但不能扩大,还要收缩,回到最初的实验点全力以赴。只要一个点能成功,往后的局面就好打开,摊子铺大反而不利。
李克明对欧阳这段话打了最高关注级别的五颗星,其中有代号,提到钱,还有实验点,敏感要素都全了。后面的审查一定会对这些揪住不放,搞个底掉,说不准会搞成一个什么案子。
欧阳的话给兴致勃勃的陈盼泼了一盆冷水。她不是能在他人面前做出若无其事样子的人,但又无法反驳欧阳的道理,只是用英语说:“我可说了电脑要送给堪布。”电脑属于“村治会”,按规定只能赠送给合作对象。
“没关系,就当我们做了个电脑下乡活动,支援民族地区。”欧阳试图用英语说官方套话开玩笑,也等于批准了不做试点也可以给堪布丹增电脑。陈盼没有笑。欧阳的手机响铃,有电话打进来,她简单道了个bye就退出了对话。在场的另两位虽然听不明白,也会从她的态度变化看出,欧阳用英文说的和用中文说的不一样。陈盼不是一个能帮老板遮掩的助手。
来电话的是台湾文化部长的秘书,确认欧阳是否会准时到诚品书店。欧阳看电子地图,离书店还有一公里多点,不过他告诉秘书已站在书店二楼离咖啡厅最近的书柜前——也即秘书指定的“巧遇”之处。这是为了让秘书放心,不会让部长“巧遇”不到。现在离约定的“巧遇”还有半小时,以欧阳的速度十五分钟就可以走到。
文化部长上任前是台湾的知名女作家,当年经常来往大陆和台湾。欧阳那时与她相识,曾开车带她到青海风沙蔽日的柴达木盆地越野。欧阳那时并未预见她有一天会当高官,但是知道她和国民党主席私交密切,以她的女性和作家身份加上知名度,国民党再度执政后有可能成个角色。欧阳不附庸风雅也不趋炎附势,但是懂得长远投资。至少此次台湾之行,唯一肯见他的高官就是这位部长。
不过部长显然只想把见他定位于私人活动,因此才会约他休息日在诚品书店喝咖啡,而非欧阳提议的去她办公室。她之所以能当部长,光靠和总统的关系是不够的,她对政客一套也颇为娴熟。秘书离她远远跟随,确保认出她的人看不到。自己周末逛书店,这种当官却不失作家本色的形象会博得民众好感,也会让媒体和知识界称赞。她身态轻盈,看不出年过五十,着装既无官气又庄重得体,带着亲切笑容一路与读者和书店人员打招呼,不时停下给粉丝签名。周围诸多手机拍下她逛书店的场景,同步上传到社交媒体,立刻在网上扩散。当她走过欧阳身边,似乎是偶然转头打了个照面,愣了一下才热呼握手,那瞬间连欧阳都恍惚了,逼真到他都以为真的是巧遇呢。
她问欧阳北京的雾霾天是否还在加剧?他的越野驾驶是否还那样疯狂,总要吓得同车女生捂眼尖叫?然后高贵却不失女性妩媚地笑起,粉拳轻敲欧阳肩膀。她非常清楚她的每句话都旁边有耳,跟欧阳巧遇的一幕可被解读为她与大陆精英人脉广泛,互动良好。过去只有记者在场才需考虑表演,现今任何人在场都得考虑,只要一只手机就能起同样作用,时刻得小心防范,时刻也能加以利用。
部长把欧阳带进咖啡厅,要了个避开公众的角落。服务生特地在邻桌摆上预定牌,免得其他客人离部长太近。欧阳对部长心生佩服,这“巧遇”既和他见面又做了表演,到底哪个为主无法说,欧阳对占用了她时间的不安就此释怀。
李克明坐到咖啡厅另一端,虚拟地向部长方向做了个飞吻,算是对她无意中的配合表示感谢。如果她不是把见面地点定在开放的咖啡厅,无论是办公室或她家,李克明都无法跟着进去,就会失去这段监控。咖啡厅虽然隔着距离,欧阳手机放在包里也搞不成窃听,但是“狗五”可以用隐形射线接收他们的声波,转换成声音,被自动录制。李克明对欧阳要说的话不感兴趣,已经听他跟各种人说了多少遍,快像祥林嫂了,结果无一不是碰壁。李克明想得到,女部长虽然答应见面,跟她说照样也是白说。
 

旁白:(台湾不是能开走的船)

部长带欧阳中华走进咖啡厅时预先说只有半小时时间。欧阳早知道对方不会像在柴达木风蚀地飙车时那样兴高采烈地听他谈天说地了。他尽量把话压到最简:
台湾不是能开走的船,只能是中国脚下的一个蛋。台湾想闭眼不看中国,却躲不开中国的脚随时踩下。中国政治不变,台湾永远不会安全。只有中国转型,才是台湾安全的根本。中国政治转型堪称当今世界头号难题,不仅因为中共政权抗拒,还因为可能发生的震荡。中共如果一直抗拒转型,当代国家的控制手段可以扼杀一切替代力量,变化只能突然而至,往往不会有任何准备。如果替代性力量不能在突变后迅速出现,社会便可能放大共振,导致崩溃。那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台湾首当其冲。
旧制度垮台不意味就是民主社会。实行民主制度也不是一切问题的解决,而是很多问题的开端。即使台湾不管大陆如何,台商投资大陆的上万项目和数千亿资金是否会在那个过程毁于一旦?定居大陆的数十万台湾人安危是否不保?台湾难道不需要考虑?仅从这一点出发,也应该帮助中国顺利转型。
台湾担心惹恼中共当局可以理解,其实台湾不需要实际介入中国事务,只需建立一个研究中国政治转型的平台,就能提供最好帮助。中国实现转型有三种路径,一是中共高层自我转型;二是中共垮台时迅速形成替代力量;三是对失序和崩溃的中国重新整合。这三种路径,都离不开事先研究
当政者自我转型最好。当政者不一定出于信仰,更多是个人利益。中共的换届效应恰好对此提供动力——既然终将从顶峰坠落,政治改革就不再可怕。自己不能继续专制,转型也不再是一定不好。那么掌权时享用专制,下台前获得历史地位,岂非是最有诱惑的通吃?
不过那可不是想就做,关键在于成功把握。哪怕有一点社会失控、自身失败的可能,也会让当政者远离,至少保证平安降落颐养天年。但若真有成功把握,仅凭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信条,连毫无信仰的投机者都可能投身。
什么是成功的把握?不是忽悠目标美好,也不是设计一部宪法那么简单。谈主义不解决问题无异空话,笼统而言“车到山前自有路”也不会打动当政者。他们要看清晰路径。能攀上高位者的利害计算自是了得,哪怕一个环节不确定也不迈步,因为功亏一篑和全盘皆输没有区别。之所以中共当政者不会采纳代议制民主,转型风险太多也是原因之一。如果重蹈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结局,他们明知没明天也会得过且过。因此推动当政者自我转型,首先要拿得出每个操作环节都让他们确信能平顺通过的路径,这是前提。
路径有总体设计,更得有对每个环节的精细研究,个个是复杂课题,皆要经过定量分析、充分论证、沙盘推演,还要预测不同情况储备不同方案……如此巨大的系统工程,当政者自己不可能想明白,任何人的单打独斗也无法企及,只有足够规模的团队合作,众多专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另两种转型路径也一样。如果中共拒不自我转型,能否在其突然垮台时形成填补真空的替代力量,因势利导完成转型?临时抱佛脚绝对来不及。只有早早研究,知道到时如何有效操作,才可能抓住时机。那比中共当政者自我转型的路径更为复杂。而社会一旦陷入动乱,如何力挽狂澜,重新整合?怎样避免暴力法则重新称霸,于百废待兴中重建新的社会?一样是要提前研究才能担当。这样说来,中国转型研究就是三套系统工程,可想得是怎样的规模!
既然研究是关键,谁来做?中共政权不会;被压制的中国民间不能;流亡海外的中国人无力;而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除了本国的利益,其他都不是他们的菜。环顾天地,唯有台湾。不说台湾和中国同文同种,既然台湾命运离不开中国前途,仅从台湾安全出发也该挺身承担。台湾有人才,有自由,有信息,有资金,通中文,有中国文化的共同基础,也有从专制社会向民主化转型的经验,世上还有哪里比台湾更适合?
需要台湾提供的是一个平台,对中国民间和国际学界两端开放,让两边的分散个人结合成协作体系,以全球力量完成如此宏大的研究。如此帮助中国转型,台湾起的是决定作用,却可避开与中共当局冲突。解决了中国转型的难题,台湾从岛国跃升为世界的龙头,转型后的中国也会世代记住台湾的恩情。

欧阳中华原本预定这次主要游说台湾工商界,不想沾政府。虽然这是花钱而非挣钱的事,但是能改变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花这种钱可比挣钱值多了。既然资本家赶潮流去做慈善、搞环保、拯救动物、办教育或消灭疾病,但是计算一下投入产出比,应该看得出哪个项目更值。
不过欧阳彻底失望。台湾工商界对他的游说毫无反响。资本家搞公益的目的是为博取社会形象和广告效应,这限定了他们只能做普通人可以看明白的——超不出办学校救猫狗的范围。中国转型的事有几个人能理解?对资本家又有什么回报?反而惹得老共不高兴,封杀了生意损失就大了。欧阳在台湾学界得到一些认同,但是没人投钱,也只能停留于空谈。不得已试着接触台湾政界,见部长是欧阳最后的努力。
部长没等欧阳说完,巧妙地找到一个空档,不失礼地截住欧阳话头,柔和但明确表示台湾官方不可能跟欧阳说的事沾边,这不符合台湾政府既定的大陆政策。她等于告诉欧阳别费劲了,再往下说也是耽误功夫。
欧阳把原本已经聚到嘴边的雄辩生生咽了回去,搅了会儿杯中咖啡。“大陆政策?”他发出一声淡笑,也可以形容为礼貌的冷笑。“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国民党政府的大陆政策被概括为“不独不统不武”的“三不”。欧阳说的“六不”是出自晚清典故。后人讥讽两广总督叶名琛面对英法联军就是用这“六不”,以为像鸵鸟一样埋头回避,无所作为,危机就会自然消失。那是史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最终中国损失百万公里土地,叶本人被俘虏死在异国。欧阳用这“六不”,直接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大陆政策的轻蔑。既然部长不留余地的关上了门,也就不必在意她是否舒服。
台湾人把国民党的总统叫成“不粘锅”。国民党再次执政后,利用民进党当政与中国形成的紧张关系,以及中国对台湾两党打一拉一的“统战”,实行“扮好人”策略,中止了民进党的台独进程,两岸政府关系因此大大改善。国民党执政年间,中国在经济上给了台湾不少优惠,原本的剑拔弩张变成了两岸政客的觥筹交错,民众紧张得到缓和。总统第二届连任很大程度是靠这个政策得分,使当政的国民党更加确信找对了大陆政策。
部长没有直接和欧阳争论,只是用宽容并带怜悯的眼光看他,感叹:“大陆知识分子的确就是大啊。”
欧阳听得出来,这话言外之意是讥讽他管得太宽。如何定位与大陆的关系是台湾自己的事,大陆知识分子却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除了是越俎代庖,也反映把台湾当做中国一体的大一统心态。
“你认为大陆人没资格要求台湾,我同意。问题是台湾政府在大陆政策上毫无信念,只想捞好处,统的好处要沾,独的好处要得,但凡有一点不利就闪。趋利避害没错,但是人的理性在于有预见,考虑长远,考虑子孙,不是过一天混一天。台湾不粘中国,中国就会不粘台湾吗?你现在跟中共混得不错,但是政治没有永恒朋友,专制政治更是随时可以翻脸。没有现状可以永远不变,把维持现状当做政策就等于没有政策。”
部长的纤指下意识地转动着她的名牌笔,那是用来签字的,签署文件,签给粉丝。看上去她不想跟欧阳多费口舌。“你们的邓小平不是爱说后人更有智慧,把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吗?我觉得他聪明。想得太多反成束缚。大陆改革初期那些发财者大都没什么文化,就是不多想,有机会就上,拿到好处再说,也就成了,反而是理性强的知识人总是错失机会。”
“那些不多想的暴发户后来大都垮了。他们成在不想,败也在不想。邓小平本质和他们一样,只是规模扩大到整个中国,最后会败得更惨。所谓后人更有智慧,根据是什么?现代人哪个敢说比老子或苏格拉底有智慧?这是用虚伪托词推卸责任,让后人买单和承担灾难,其实是无耻!”
欧阳中华的咄咄口气让部长有点绷不住。他骂邓小平不也等于骂了刚夸过邓小平的部长吗?想不这么联系都不行。
“别说我们不想,我们在这个位置天天干什么?你对台湾不过偶尔一想,我们是天天想,做梦都在想。但这就是民主啊。民主就是短视,就是不看长远,只要眼前好处,就是把问题留给后人解决。我们今天的对话只限你我,不要公开。理论层面,我跟你没矛盾。我在台湾是外省人,我关心大陆。但是现在我既然为台湾国民服务,民主就让你没有别的选择。台湾选民的信就是保证台湾的生活方式不会丧失——那就是维持现状!不错,国民党是中国近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现在选票只能来自台湾,国民党就必然变成台湾党,而不再是中国党。随着老一代离去,今日国民党已经彻底本土化了,不可能再关注与台湾无关的事,甚至比民进党做得还要绝对,以洗清选民的怀疑。依我看,中国在考虑自己的未来时,不必再加上台湾因素了。”
欧阳中华扬起眉毛:“是不是单恋啊?要不要我给你背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怎么说台湾?”
“这你比我知道,中国宪法还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按照我们的研判,现在的中国政府对台湾威胁最小,一样不想改变现状,只要守住表面教条,能安抚国内民族主义就行。中共的筛选机制使得当政者都是平庸守成之辈。定期换届使每届当政者都不想多事,对台湾只是演戏。这一点我们心照不宣,配合就是。总统的三不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佳选择。你好好研究一下叶名琛,其实他并非如人云亦云那样,他的无奈其实是晚清帝国的无奈。”
“中共政权要是垮台了呢?有人说中共垮了台湾更安全,那是想当然。即使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化,台湾就能跟中国分手吗?民主的中国会同意吗?你说得不错,专制者有出自利益算计的理性,首先保自己,在台湾问题上可能只演戏不动手。反而中国民主了,对台湾不再是演戏,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被煽动起来,以合法程序的民主多数决定对台湾动武,台湾那时甚至比现在还危险。”
部长听到这里,浅笑着连连点头:“欧阳啊,既然你明白这一点,怎么还能指望你的项目在台湾得到支持呢?台湾支持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按你所说不是等于给自己掘墓吗?你刚说的正好是台湾为什么不能介入大陆事务的注脚。”
欧阳这才意识到把台湾当局当做埋头鸵鸟是低估,其实他们正是有远见地看到这一点——台湾独占民主,国际民主阵营都会保护台湾,专制中国必须顾忌。一旦中国也民主了,台湾就会失掉这个武器,只剩下双方的力量对比,小小台湾又怎么能对抗庞大中国呢?
“这不应该当做民主的问题。民主是一个概念,要通过具体方法才能实现。现在通常所说的民主,只是使用现行方法的民主,那是有问题的方法。我推动的中国转型研究,目的正是研究新的民主方法,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
部长已是第N次看腕上小表,前面还是微转手腕暗示,现在则是不客气地把手腕放到眼前。欧阳知道她不会再听自己讲什么新方法,也不可能在她就要起身时说清楚。欧阳这次来台湾先推动中国转型研究的大概念,计划有了平台再把自己的民主方法放进去。后者是主要目的,循序渐进是避免被人看做只为卖自己的货。现在看来这耽误了时间,不如一开始就从批判现行民主的问题入手,直接亮出自己的方法,也许效果还好些。
部长拿出信用卡示意结账。她的手机响了,仔细审视了来电姓名后接听,对方只说几句话,她立刻让服务生打开电视,调到东森新闻台的突发事件报道。

台北总统府前有个打标语牌的老人,每天上班时间来,下班时间走。他多数是把标语牌立在地上,坐在一边看报纸,随着移动的影子躲避太阳。游客多时,或是有外国人,有电视台拍摄,他就把标语牌举在手里,站立或游行,不说话,也没表情。
标语牌上四个中文字是:台湾独立。下面有英文翻译。
他在这里两年了,几乎成了总统府周边固定一景。本地人对他已经视而不见,独立虽是很多台湾人内心所愿,却并不想为此真做什么。这个老人到底是为了政治表达,还是为了换取路人往标语牌下的纸箱扔钱,不得而知。外国人对他顶多拍张照片,民主国家类似景象到处可见,见怪不怪。大陆游客的态度复杂些,会指指点点,嘀嘀咕咕,总体上敬而远之,毕竟从中国当局的宣传早知道台湾有台独势力,亲眼看到一个也算丰富了台湾见闻。
直到中国东北某旅游团的一个中年汉子,认为台湾导游安排的购物是宰客发生争吵,却是嘴笨舌拙,不但没争出是非,反被伶牙俐齿的女导游当众抢白,憋了一肚子气。连灌下几罐啤酒后,看到老人的标语,汉子当场酒力发作:“独立你妈逼啊!鸡巴大点的地方,在你妈逼里搞独立啊!”
台湾导游是个厉害女人,针锋相对地用挎在肩上的电喇叭告诫:“那位先生注意啦,台湾是讲文明的地方,不要在这里讲粗口啦!”这种不寻常的喇叭言辞吸引周边注意,好几个手机立刻开启摄像功能。在这个自媒体时代,随时渴望能在网上吸引眼球的网民,发觉一点苗头就先把设备打开再说。
本来东北汉子会冲着导游去,但是老者听到骂声,反而把原本立在地上的标语牌举在手中,示威般地面对东北汉子。在广场上见多识广的老人知道什么时机作秀效果最好,立刻吸引了周围的镜头。可是对东北汉子,老人举起的标语牌就像斗牛士对发怒公牛展开了红布,汉子的能量瞬间爆发,一个箭步跳过去,抓住标语牌抡了个半圆,把身材瘦小的老人甩出去数米趴倒在地,再举起标语牌往地面砸,砸一下骂一句“独立你妈逼”,直到砸成碎片。
台湾女导游气得不行,用电喇叭高声呵斥:“要撒野回你们老家去,这不是中国,不是野兽的地方!”
导游的话惹怒了东北汉子同旅行团的人。他们来自中国最北边的黑龙江省,男的高大,女的粗壮。砸牌汉子的老婆也在其中,她冲上去抢夺导游的喇叭:“操你大爷啊!你说谁是野兽?!你这个黑导游才他妈的是人面兽心!”女导游在男人面前都无惧色,更别说来的是个女人,死抓住喇叭喊:“放手!我叫警察了!”南方女子的力气毕竟比东北壮女差,她那两只苍白的瘦手根本抓不住,在喇叭被抢离手的一刹,她挥手狠抓了一把,指甲上画着花的尖尖五指掠过东北女的胖脸,东北女顿时发出尖叫。这年代,女人的脸是命根子,东北女连反击都顾不上,只是紧紧捂脸。当同伴把她的手拉开检视时,她恐怖地看到五条血痕印在自己手掌,嚎叫加进了撕心裂肺的哭腔:“老公,破相啦!破相啦!……”
砸标语牌的东北汉子绝对是个宠老婆的主,这下跟疯了一样,从旁边冷饮摊位抄起个玻璃空瓶,挥在铁栏上砸掉瓶底,跳过去就戳到女导游脸上。砸掉瓶底的玻璃瓶形成好几个尖刃,恰是最长的尖刃扎进女导游右眼,拔出时把眼球带出眼眶。开始那眼球还有些血肉相连,吊在眼眶之外,但是女导游连疼带吓,歇斯底里地甩头,眼球便像链球一样甩飞出去。整个过程被周围诸多设备拍下,女部长看的东森新闻率先播出,其他电视台也争相买到现场视频,纷纷跟进。那些现场视频被仔细解读,有的画面甚至把甩出的眼球标出红圈,眼球飞出的轨迹用红线示意,慢速播放,不停反复,顿时成为全台最热播的新闻。
东北汉子被随即赶来的警察逮捕。等待他的无疑是审判,但事情不会到此为止。女部长忘记了优雅,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口中连念“偶滴神”, 就是知道这事会带来难以预想的麻烦。一旁的欧阳则开始在头脑中推演后续的连锁反应。他们两个都是极为敏锐之人,想到的比其他人多很多。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料到会严重到什么程度,这待下文再叙。

李克明与欧阳中华同机飞回北京。在上交对欧阳台湾之行的监控记录前,他扔了个硬币。手心中硬币朝上的一面是原本他定的不加修改,但他还是做了修改。不是修改监控记录本身,是他做的标记。
在台湾推动建立中国转型研究中心是根橡皮筋,可以夸大,可以缩小。如果年轻同事经手此事,会搞成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大案,趁机立功。李克明已经是不再有邀功之心的年龄,全程跟这一趟,他认定欧阳是真心想解决问题,避免台湾独立,从根上为这个国家好。这样的人即使不启用为国家栋梁,至少也不该加罪。李克明决定把橡皮筋放到最松,当成书生空谈。欧阳中华的确也就是白费口舌,除了上了几个台湾女人,这趟台湾行一无所获。至于欧阳和陈盼对话中提及的实验点,可想也是关于村民自治一类的,多点实验不是什么坏事。
李克明是监控老手,十分清楚怎么利用标记引导后面的审查。现在的监控技术可以做到巨细无遗,几乎每分钟都不遗漏。这种监控可怕,却又物极必反,监控记录越多,看似都掌握,实际也可能不掌握。哪个审查者愿意把那么多记录从头到尾再过一遍?除了特殊案件,审查者大多只处理做了标记的部分,并按标记的等级分配注意力。以这种分工和分等级应对信息泛滥,否则貌似无所不能的系统会就被自己的无所不能导致瘫痪。李克明知道如果不修改自己现场做的标记,一定引起审查者关注,继而可能扩大审查。现在他把标记改到了看似有内容又抓不到具体问题的部分,审查者就会认为欧阳中华的台湾之行没有大事,甚至就此降低监控他的等级。
春节前的工作节奏一般都会缓慢下来,李克明本以为上报了记录可以闲下一段,正考虑是去爬山还是滑雪,突然接到紧急去美国的命令。反恐局得到某境外圣战组织眼线送回的情报,那组织在策划一个极为机密的项目,具体内容不知,眼线只拿到该项目列出的人员名单,是不同行当的专家,专业遍及化学、生物、病菌、飞行器……大部分是维吾尔人,在各国供职于公司或大学。虽然大部分不是恐怖分子,但仅看他们的专业,想象会被恐怖分子组合出什么,足以让反恐局毛骨悚然。
对名单排查,反恐局要么以前就掌握,要么也很快能查清。只有一个“穆合塔尔·艾沙”的名字完全陌生。对新疆历年的人口数据库检索,共查出七个同名,其他的都可以排除,只有十五年前销掉户口去德国留学的那个符合,他随后被查出目前在美国弗吉尼亚一个政府实验室搞精密仪器。海外维吾尔人的监视记录中查不到他,说明他不参与活动,否则在维吾尔人政治聚会上露一次面也会被记录。这反倒更令反恐局担心,似乎不正常。尤其整个名单上唯有他的名字被标了特殊记号,看来受到格外重视。反恐局当成一个重大隐患。知道的人再厉害也不可怕,因为知道怎么对付,可怕的是不知道的人。这是反恐领域的铁律。
当年李克明破了三峡大坝的预谋爆炸案,因为涉案嫌犯是个维吾尔人团伙,调到反恐局时他就被指定负责东突恐怖活动。其实那时他对维吾尔和东突几乎没有概念。命运之琴有时就是这么随意,当年乱弹的一个音符,把他这个湖北小城的警员变成了今天能讲维吾尔语和英语的东突恐怖活动专家。派他去美国的任务,是彻底查清这个“穆合塔尔·艾沙”。

(http://wanglixiong.com/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8: 台湾不粘锅 )

2013年9月8日星期日

在泪水中的坚持:《自焚藏人档案》目录、书页等



“你可以吹灭蜡烛,
但你吹不灭大火;
火焰一旦燃起,
风将吹它更高。”

《自焚藏人档案》是一本20多万字的记录之书,并收录有近两百幅照片,以及日本画家井早智代(Tomoyo Ihaya)为自焚藏人绘画约七十多幅图片,其目录为(需要说明的是,当书稿编辑、排版完成时,又有一位藏人于2013年8月6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自焚牺牲,他的名字是嘎玛俄顿嘉措ཀརྨ་ངེས་དོན་རྒྱ་མཚོ། Karma Nyedon Gyatso,很遗憾,未能将他记录在书中):

推荐序(一)叶菊兰
推荐序(二)雪域出版社 赖育宁
日本画家Tomoyo Ihaya献给自焚藏人的画

概况:2009年-2013年
第一部分:120位境内自焚藏人档案
第二部分:六位流亡自焚藏人档案
第三部分:藏传佛教领袖对自焚藏人的评价与呼吁
第四部分:唯色:心脏的骨头
第五部分:有关自焚藏人的追忆
第六部分:外媒有关自焚藏人的报道
第七部分:中共当局对自焚藏人的措施
附录1:王力雄:燃烧的遗言——藏人因何自焚?
附录2:46位自焚藏人的遗言

翻阅唯色新书《自焚藏人档案》,可以看见:作为西藏历史纪录者──唯色,在泪水中的坚持。”

网络书店有售:

香港书店有售:
1908书社
田园书屋

以下图片为雪域出版社发来的《自焚藏人档案》一书相关书页图片:
 
 








 
 
摘自阿佳唯色啦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唯色》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9/blog-post_6.html
 
 
 

2013年9月4日星期三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安多尖扎藏人 洛日甲(四)



洛日甲,1928年生于西藏安多尖扎。1959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

















6.强逼我们交粮

汉人打下了昂拉,我们投降后不久,我结婚了。妻子是我们附近一个村子的人,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彼此喜欢,所以我就娶了她。


汉人军队离开时,共产政府宣布给我们七年自由生活:偷东西也可以,欺压别人也可以,去什么地方都自由,也可以跟共产党走等等。昂拉被占领的头三年,共产党没有干涉我们一句话,民众可以自由生活,想做什么做什么。


三年后(1955年)开始了粮食“珠热俄仓”运动(译注:统购统销),征收农田税和统购统销。汉人说:你们的农田可以产粮食多少多少,除掉留种子、人吃的、喂牲畜的,还剩这么多粮食,那么得把余粮交出来。汉人把农田分成特等、一二三等不同等级,认定各等级的农田各每年产多少多少粮食。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比如我家,光农田税就要交一千斤粮食,而且要运送到热贡(译注:今青海同仁县),而这一千斤粮食需要雇八十头毛驴来驮。剩下的必需按照政府定的价,卖给政府。我们的农田很小,根本没法交出那么多粮食,只好把家里的豆子、杂粮、青稞等农作物统统交出来。家乡很多人家,秋收后本来一般储藏够一年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不得不全部拿出来统购统销了。


汉人收购粮食时,如果有人交不出来粮食,就会遭到殴打,五花大绑,绑得很多人脱臼。登记和逼迫民众出售粮食的,有汉人干部,也有藏人干部。汉人干部是头头,藏人干部是助手。由于藏人的武器已经全部被收缴了,在捆绑没有粮食的民众时,那些干部就有恃无恐了。交得出要交,交不出也得交,严重的会遭关押。大家不敢说不,无能无力,只能按着他们的要求缴税。


我们村有个叫图杰的人,汉人命令他要缴三千斤粮食。其实他家的粮食都缴了,根本没有粮食了。由于无法忍受捆绑殴打的折磨,他答应第二天就送三千斤粮食到县城。他在甲巴囊的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请大家向我学习。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庄,村子里也在召开会议。他又在村会上说:“明天我就要把三千斤粮食送到县城,我当然要给共产党缴税,请大家学习我。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我想请假休息。”他没有回家,直接跑到黄河边跳进黄河自杀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粮食可交了。


另一个叫拉萨的村子,干部们冲到一个叫尤拉甲的藏人家里强迫他交粮食。他无法忍受折磨和侮辱,和干部出来后在晒粮食的麦场上割脖子自杀了……仅仅在统购统销的这一时期,我们那里就有四个人自杀身亡。还有几个是去自杀,被家人从黄河岸边拉回来的。


昂拉“解放”前,我们不给头人缴税,也不给马步芳政府缴税。统购统销时,他们说“我们头上出现了红太阳”,就这样强逼我们把家中的所有农作物都给交了,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发生了饥荒。当时很多人逃跑。在昂拉统购统销搞了一年的时候,我也想到了逃跑。那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7.抛家别子


那时我们不能随便走动,只要走出村庄就得请假,申请批准。如果外地人来我们村,也必须要有人担保后才能进来。检查进出的干部是本地人。我们最初商量出逃的有三个人:我、更桑、还有一个是个回族,叫尼锁,他是汉人的干部。尼锁对我和更桑说:“你们两个好好干,等过了年我们三人一起跑。我们对干部说我们出去挣钱,一年内会给国家交很多钱。然后我们去拉萨,到了拉萨我们去寺院当僧人(译注:那时中共在“西藏”尚未推行“改革”政策,在很多安多和康的藏人看来,还是“自由”的地方)。你俩出家没问题,我也可以出家为僧,只要不吃穆斯林教义禁止的食物就行。”


有一天我们村里开会。来了两个人,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押送到二楼,那里有个汉人官员。那个汉人官员藏语说得非常流利,他叫了我的名字说:“洛日甲,你已经犯了三次错了,你要老实一点。”这件事吓得我决定出逃。两三天之后,我就与同伴更桑一起逃亡了。我们俩向村里请了两天假,说要去找种子下地,就这样逃出去了。我跑的时候没有对我的妻子说,也未能告知尼锁。


跑之前的那个晚上,两个孩子和老婆睡在我旁边。我的大儿子叫次仁多杰,七岁;小儿子叫格桑贡保,三岁。我当时想六亿中国人都能扛着,我一个人为什么担负不起这个痛苦呢?我想过自己逃亡后家人会更艰难,我这样想过……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看着孩子和老婆我非常伤心,但是我还是决定逃亡了。


我们非常幸运,逃出去了,其他很多人没有成功。我叔叔叫夏扎南召,在昂拉是个非常有名的人,我逃离家乡后不久得知他上吊自杀了。还有一个叫鲁先的人,也是昂拉数一数二的人物,割脖子自杀的。几年后我的两个孩子和妻子,还有我盲了眼的母亲,都饿死了。汉人不给粮食,饿死了。


 


8.“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


我俩先跑到青海湖,那里我有一个叔叔。我叔叔在多拉(译注:现祁连县)为我们办了去拉萨的通行证。当时我们听说拉萨还比较自由,所以我们选择了去拉萨。心想先呆在拉萨观望情况:如果家乡那边的汉人改变了我们就回去,如果拉萨的情况也糟糕我们就往印度跑。我到拉萨时已是1958年。刚到拉萨时,我们还听不懂康巴方言和拉萨方言。


当时在拉萨八廓街上,我们还看到有枪支出售,不知道是汉人的还是藏人的,反正有武器销售。在昂拉老家人们的枪支、刀等都已被没收了。看到这些武器后我们心里很高兴,觉得我们藏人还没有彻底完蛋,还有一点希望。拉萨虽然驻扎了汉人的军队,但也有藏军在各处巡逻(译注:其时藏军已并入解放军编制),看到这些后我们觉得藏人还有点实力。


当时汉人已经发布通告,命安多和康的藏人返回原籍。达赖喇嘛对此通告的回答是:“我也是安多来的,而且班禅喇嘛也是从安多来的。”如此似乎稍有缓和。由于我们是安多人,无法呆在拉萨,我们就去占卜看如何是好。占卜结果是经商不吉、到山南参加四水六岗军也不吉,只有出家为僧为最佳。我们就选择去出家了。我和贡桑是在哲蚌寺出的家。我们在八廓街买些鼻烟什么的,然后到偏远的村子用鼻烟换糌粑度日。与家乡比,在拉萨这样应该算是过得很好了。


19593月,我是在寺院里,听说罗布林卡发生了保卫事件(译注:指民众担心达赖喇嘛被中国人扣留,包围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戏)。罗布林卡发生保卫事件时,哲蚌寺有噶厦的武器。寺院把武器发给了僧人们,我也得到了一支英制卡丹枪。罗布林卡的事态稍有缓和的时候,寺院又开始把发下去的枪支收回。我没有交回枪,而是带着枪走出寺院了。我决定去山南参加四水六岗护教军。更桑已经先我去了山南。拉萨发生“世时翻转” 时(译注:指1959年3月拉萨事件),我已经到了山南。


我和我的同伴更桑一直在一起,后来一起到了印度。1966年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收到亲戚写给我的一封信,得知我妻子和孩子都在1962年的饥荒中饿死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专门去菩提伽耶做了法事为他们祈祷。亲戚们叫我回家,但是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我回去干吗?


更桑到印度后,在离达兰萨拉不远的地方闭关修行一直到2000年,后来去世了。在这里火葬时,火葬场的上空升起了彩虹。


我二十九岁从家里出来,就这样到了印度,现在已经82岁。我看不到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自己只能在异国他乡生活。是谁抢占了我的土地,我的家园?是谁抢占了我们的博?我们像小鸟被从巢中赶了出来,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从家里到拉萨,从拉萨再到印度,走过了所有的痛苦。这一切都是汉人造成的。我当然恨汉人,我的家园被汉人抢占了。


(洛日甲访谈完)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8


唐注:1949年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图博特)康和安多等地区时,在安多遭到尖扎昂拉(即今中共行政区划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部落民的坚决抵抗,历时近三年未得以进入该地区,故当时尖扎昂拉被中国人称作“小台湾”。在中共官方记述中,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先后十数次“政治争取”昂拉部落首领项谦无效后,最终进行了“军事进剿”,从而“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的“归顺”。“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此毛泽东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习仲勋与统一战线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650383.html ]

访者洛日甲以一个普通部落民视角回忆了这段“统战”史。

此篇访谈录已全部转载完毕,感谢唐丹鸿作者。


2013年8月30日星期五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安多尖扎藏人 洛日甲(三)

这篇访谈录是摘自唐丹鸿的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里。
 
 
洛日甲,1928年生于西藏安多尖扎。1959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
4.“阿妈,我可以回家了吗?”

一个月后我回到扎盖智塘向当地人打听,他们说那次我们村只死了一个人,是一个回民。我那会儿想,打仗前我们村的人作了很多法事,所以打仗才只死了一个人。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实!


攻打昂拉的战争导致了汉人士兵和藏人的死亡,总数不是小数字。据说昂拉八个雪巴总共死了七八十人,但汉人军人死了好几百。由于我们地方的所有男人都逃上山了,汉人便命令我们那里留守的女人们去搬运汉人军人的尸体。搬尸体的都是我们那儿的女人们。在我们村子附近,有一块平地叫雅安塘,整个一大片平地满满的全是汉人的坟墓。据说这是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汉人好像有风水师。另外,还说有很多尸体当时就运到西宁去了。我们在汉人的墓地上看到,每个墓前都立有墓碑,上面写有姓名、年龄、籍贯等。两三年后,有的四五年后这些墓才被家人迁走。译注:中共官方数据称“至5月12日,计毙伤匪264人,俘467人……在作战中,我剿匪部队指战员牺牲89人,负伤71人。” http://www.qh.xinhuanet.com/2009-11/10/content_18193830_2.htm


在扎盖智塘被打散后,我和十个人一起爬到了一座高山顶上,看到下面宽阔的平地上全是汉人军队,像天上的星星撒在了地上一样多!可我们必须得穿过这个军营。我们当中比较年长的是一个回民叫凯撒穆,他说:“不管汉人开枪不开枪,你们都紧跟我跑就是了。”于是我们慢慢向军营移动,到了军营边上就直接横冲。我们听到有人喊开枪,但汉人没开枪。我们就这样冲过了军营,跑进了森林里。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了一夜,天亮时来到一处,看见地上有一堆什么盖着的东西。我过去掀开上面的东西一瞅,是一具尸体,双手背捆着,是被枪杀的。这个人我认识,叫夏吾多扎。这时凯撒穆说:“没有地方去了,今天我们姑且躲在这里吧。”一直在森林里辗转逃跑,没有食物,大家饿得挪不动脚步,于是我们就在森林里休息了一天。快到下午时,望见有人向我们走过来,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喊了起来:“阿妈,我可以回家了吗?”他母亲回话说:“不能回来,到处都是汉人!”


那时候我们已经饿得招架不住了。天黑以后继续走,凯撒穆给了我们每人一小碗糌粑。吃了糌粑后,我们翻过了一座山。感觉那里不太危险,我们就躺下来休息。醒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没吃的,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决定设法找点吃的,这些地方毕竟还是我们的地方。


远远地我们望见顿果村的羊群过来了,从另一个方向,顿冬村的羊也被赶下来了。我和另外两人就决定去偷羊。我们朝羊群的方向走去,途中看到了汉人昨夜烧火的痕迹,看来火曾烧得很旺。当我们爬到一座山梁时,见有几头犏牛在那里,我就抓了一把土当成食物引诱犏牛。一头犏牛过来了,我们牵走了这头牛,宰了这头牛。大家吃了些牛肉继续赶路。路上我们也吃这头牛的肉,找最干燥的木头烧火直接烤着吃,因为干木头的烟相对较少,不容易暴露行迹。但吃牛肉感觉总是吃不饱。


晚上到了果廓。在那里我们又碰到两个躲避解放军的人,其中一个叫尕营长,以前是马步芳的部下。我们一起在山沟里燃火烧肉吃,然后去了叫勒纳的地方。我们计划先去拉卜楞寺,再从拉卜楞去拉萨。大伙儿觉得手里的枪已经没有任何用处,要是能卖掉的话就卖掉,卖不掉就扔了……


 


5.项谦头人投降了


十几天后我们到了荣卓。那时共产党开始让人动员我们投降。有很多人上山寻找自己的家人,他们在深山里喊家人的名字,说已经有很多人投降了,共产党对我们的抵抗不会追究等等。我们看到彭莫扎西的母亲鲁莫也在喊她儿子的名字,彭莫扎西和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就叫彭莫扎西下去与他母亲见面,打听一下情况。他回来后说:“我母亲说大家都在投降,你们也投降吧,共产党会宽大处理的。”于是我们也下去跟鲁莫老太婆见了面,然后也决定去投降。


我们是在嘎登投降的。那里有个汉人头头,我们把武器交给了他。那些汉人对我们说:“枪支、土地、财产都属于你们自己。你们不必担心,我们是共产党,是来解救被捆绑的人民的。”说了很多好听的话。然后他们给了一个通行证,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路上,我看见到处都是汉人军队,从山上到村子,从村子到民宅都塞满了。在村口,一个汉人头头又问了我们话:“你们认不认识宗布嘉洛?”我们回答:“不认识他,但听说过他的名字。”“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头头问,我们回答:“不知道。”他又问:“认不认识昂拉头人?”我们回答:“认识,他是我们的头人”。“知道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汉人头头又问,“不知道。”我们回答。问了这些问题后,才放行让我们回家。


整个村庄都是军人,家家户户被强迫住满了士兵。他们的上面安排他们住哪户人家就住哪户,他们也别无选择,不过当时汉人军队没有欺负民众。我们家住的是骑兵,院里拴有六七十匹马,士兵们睡在我家房子里。汉人军队的食物非常好,有羊肉、鸡肉、猪肉等。他们统一吃军队的饭,只是住在我们家。我们各吃各的饭,我母亲和妹妹也不用给这些士兵烧茶。


这些汉人军人在我家住了一个月。我们不会说汉话,他们不懂藏语,所以也没法交流,相互只是笑笑而已。村民之间也不敢议论汉人,里里外外都是军人,我们都非常恐惧,但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认为他们的内心深处一定也很痛苦,我们感觉这些汉人士兵是被强迫派到这里来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自由。有些士兵看上去很伤心的样子,当然也有些非常开心。


就这样,汉人军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直到我们的头人投降了,汉人军队就离开了。我们昂拉头人项谦跑上山后,本来已经逃出了军队的包围。后来,也许是共产党命令色赤仓仁布切去叫头人回来的,也有说是多帏格西请色赤仓去劝说我们头人的。总之,由于色赤仓仁布切的劝降,我们昂拉头人项谦迫于大喇嘛的劝说,回来投降了。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关心爱护民众,他对汉人官员说:“杀共产党军人的是我,杀军马的也是我。我的属民没有开一枪的权力,不是他们的错,都是我做的,由我来承担所有责任。把这些账全部算在我身上,你们不许动民众一根毫毛。”汉人把他带走了,说是带到中国去了。从中国回来后他被封为县长,一直到195758年都担任县长。


(待续)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8

2013年8月28日星期三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安多尖扎藏人 洛日甲(二)


洛日甲,1928年生于西藏安多尖扎。1959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
唐注:1949年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图博特)康和安多等地区时,在安多遭到尖扎昂拉(即今中共行政区划青海省尖扎县昂拉乡)部落民的坚决抵抗,历时近三年未得以进入该地区,故当时尖扎昂拉被中国人称作“小台湾”。在中共官方记述中,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先后十数次“政治争取”昂拉部落首领项谦无效后,最终进行了“军事进剿”,从而“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的“归顺”。“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此毛泽东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习仲勋与统一战线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650383.html ]

访者洛日甲以一个普通部落民视角回忆了这段“统战”史。

3.残忍的一仗


1952414日,汉人对昂拉采取了军事行动,打了残忍的一仗。(译注:受访者可能说的是藏历。中共官方记载:“1952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昂拉地区进军。5月2日,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清剿,仅10天时间,项谦及马步芳残余苦心经营的‘小台湾’就土崩瓦解了。”


汉人并没有从我们设了防守的地方进攻。当时我们在扎麦、上下龙巴山口、奥布拉卡、夏荣多等处设防,却没有防守黄河岸边,因为我们对黄河抱了太大幻想,以为汉人无法从黄河对岸过来。然而,汉人正是夜里从果里囊横渡了黄河,这里离昂拉村已经很近了。


汉人渡过黄河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拉莫(译注:地名,受访者安多语音译。以下地名同为音译。),直奔昂拉头人项谦的住处;另一路前往陆切,意图从那里围攻昂拉头人的指挥部,头人项谦当时就在陆切。据说汉人的计划是用两股军队包围昂拉头人项谦,从而迫使昂拉投降。但这个计划由于其中一路解放军迷路而被打乱了。朝拉莫来的汉人军队按计划抵达了目的地恰甲;朝陆切来的那股军队却迷路去了热沃,故而没能按计划天亮时抵达陆切。  


按计划抵达到恰甲的这路解放军直接攻入了我们村。当时我在家里。头一天晚上我去给农田浇了水,整夜没有合眼,早上回家后我合衣躺着睡觉。突然听到三三两两的枪声,我翻身爬起来冲到院子里,急急忙忙煨了桑,赶紧冲出了院门。在门口我碰到了亲戚达耶,他对我说:“快逃吧,汉人已经来了!”这时同村的一个回民男人手持一把刀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着:“汉人来啦,汉人来啦,头人肯定有办法,头人肯定有办法……”我也跟着跑,忽见前面有汉人士兵在开枪,我无法继续迎上,只好往下跳到一条小山沟里,山沟里已经躲藏了几个人。这时汉人士兵向我们开枪了,十几个士兵一齐向我们开枪,还有机关枪扫射。恐慌中我们根本跑不远,总在一个地方打转。这时候昂拉的抵抗者也开枪了,双方打了起来……


我们好不容易逃到了离村庄不远的山顶。从山顶上能看见昂拉人与汉人士兵还在相互射击。昂拉方面打的很猛,大约半小时后,不少汉人士兵被打死了,其他的被赶回了黄河岸边,差点就被赶进黄河了。汉人被驱赶到黄河岸时,我们又下山去捡取武器,然后跑到附近小山上。枪声仍不断传来,枪战还没有停下来,有的人说应该再去拿些武器什么的。这时汉人另外那支迷路的军队赶过来增援了,被赶回黄河边的那支军队也再次吹响了冲锋号……


从山上到村庄、从农田到每户人家,都被汉人军人塞满了,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这么多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些解放军虽然是有经验的职业军人,而我们只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我甚至连武器也没有,但是汉人士兵成千上万密密麻麻,我们这边胡乱开几枪都会打死他们的人。汉人遭到我们这边开枪却不逃跑,挨枪的倒下了,其他士兵继续朝我们走;但如果我们用石头打,用“鼓尔朵”(译注:一种长条状羊毛或牦牛毛编织物,藏人放牧时用以投石驱赶牧群,也赶走狼豹等野兽)朝他们砸石头,他们就会跑,于是我们没有武器的人便用“鼓尔朵”朝他们飞石头,一个藏人要对付十个汉人,还有藏人不要命与解放军进行肉搏,所以汉人士兵死了很多。尽管如此,昂拉人终究还是无法抵挡汉人从两个方面的夹攻。当时据说共产党动用了八万士兵,有步兵、有骑兵,昂拉人怎么抵挡得住呢?抵抗者们开始溃退。 


我的同伴都是十多不到二十岁的小孩,共有六七个。我们看见一个叫索巴的人骑着马,背了一支枪过来。他大概五十多岁,走到我们跟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直接向山上走了。索巴后面一个叫曲达的人又过来了,他大概六十多岁。曲达也没有跟我们说话,直接走了。我对同伴们说:“我们呆在这里好像不对劲,我们也走吧。”于是我们也跟着那两个人上了山。在路上碰到防守洛巴山口的人们都在往山上跑。我们走到一个叫雅洁山口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和各地撤回的抵抗者会合了。


会合之时,一个叫拉杰加的人正在讲话:“我们今天要战死在这里,要和汉人决一死战!”我们决定到拉加去部署反击,这时却发现我们已被从德钦和达瓦宫方向来的汉人军队包围了。见新情况对我们不利,头人命令撤离。这样一部分人先往山上撤,一部分人断后,边打边撤来到了措卡。我们本来计划从措卡去德钦寻找食物、衣服等补给的,但是德钦已经沦陷了!于是我们又只好往回撤。离我们不远处有前世嘉木央喜巴的驻锡地,撤到那里时,汉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对面的一座大山,头人也马上派人去占领了另外一座山,双方相互射击了一整天。我们当时躲在森林里,所以相对安全。


到了晚上,头人让识途熟路的人带路,我们来到了一个叫采隆的村庄附近,在村旁的拉孜集合,当时大概有近一千人。昂拉头人项谦讲了一席话,他说:“如果有谁想去投降,就去投降吧。共产党是接受投降的,但投降后你不要说自己不该说的话。”大家一致表示不投降。然后,我们又继续赶路。


当走到一个叫扎盖智塘的地方时,听到了几声枪响。我记得从前面山上下来一个人,他对我们说:“别开枪,是自己人。我去取糌粑,你们先上山,我会赶快回来。”我们继续往前走,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多,当我们走到一个平滩上时,解放军开始向我们扫射了,机枪和布朗枪子弹如同下雨一样。如果要突围,就只有迎着汉人的扫射冲过去。我们大吼着直接冲向汉人,我们无人有马,都在拼命跑。当时我觉得所有人都肯定会被打死,无人能幸免。但我们冲过去的时候,汉人军人居然也闪开跑了,我们突破了他们的埋伏。但我们的人也跑散了。那次汉人没能抓住昂拉头人项谦,头人跑到山上去了。我和一些人跑到了果高有些人跑到了德吉岗。从此我们就没能再汇合,也群龙无首了。汉人就这样把我们打垮了,昂拉就这样被攻下了。


(待续)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8
摘自唐丹鸿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 http://moments-of-samsara.blogspot.ca/2013/07/blog-post_30.html